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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台灣董事總經理簡立峰
記者陳炳宏／專訪
二○○六年進入台灣Google、成為第一號員工，十多年來，Google台灣董事總經理簡立峰觀察台灣科技產業發展的優勢與頹勢，在政府積極解決五缺瓶頸，以吸引投資的關鍵時刻，簡立峰接受本報專訪，提出對台灣人才培育的憂心。
他指出，台灣高教人才栽培跟產業需求長期脫鉤，當產業人才不足時，校園調整彈性低，加上聯考制度無法讓學子有足夠空間可適性發展，教育才是解決缺才的關鍵，只要有效縮短產學落差，台灣缺才問題就可解決大半！
台灣考試框架太多 限制學子發展
問︰台灣缺人才嗎？該如何培育人才？
答︰不管是軟、硬體人才，台灣缺才很大原因是在產學落差。台灣高教人才培育規劃缺乏彈性，一直都跟產業需求脫鉤。講白點，就是大學培育人才是依據大學教授既定員額決定，例如土木人才需求減少，校園不會立即減少培養數量，當資工、資管、電子、電機人才不足時，也不會馬上調整。這些現象在美國矽谷是看不到的。
當矽谷需要資訊人才時，柏克萊大學會快速調整，在五年內增加七倍的資訊相關科系學生，這彈性比台灣高太多。依Google台灣經驗，很少從企業市場去找人才，因學的是舊技術，且台企傳統上重視硬體、不重視軟體，就業後未必可提升技能，因此Google只能從校園直接找人才，產學脫鉤就會困擾很多國際大廠在台灣佈局。
產學落差是台灣校園長期問題，且調整速度慢，甚至學生已知道產業需求，校園卻沒資源可提供課程，例如台大一門機器學習課程，一千多個學生想選，但名額可能只有兩百多個。
聯考制度也有關，如果聯考取消，讀書方法才可能改；當每個小孩都拚命上網吸收資訊，逼自己有差異化，也會給授課者帶來學習壓力，這樣的教育才是正向循環。台灣的教育制度就是考試框架太多，限制學子的發展，把框架拿掉，才有時間去探索更多東西，培育出更多元化人才。
拓展國際觀 媒體應承擔教育功能
問︰台灣學子沒國際觀嗎？是英文程度不好嗎？
答︰現在全世界，只剩中國與台灣使用中文傳遞資訊（官方語言）。使用英文，可直接看到其他兩百多國的事情，大學教育如果只讀翻譯本，最終是沒辦法自己學習也會限縮國際觀。
英文程度不足是影響台灣學者國際觀的原因之一，國際觀不一定要出國，若生活習慣缺乏討論台灣以外的事情，就會變成沒有國際觀，這得靠媒體式教育，或可多報導一些國際事務，例如美中貿易戰，媒體上很少看到歐洲各國觀點。
另台灣人才教育早在國、高中就已分流，因為家庭環境將他們分流了。家境好的小孩，不是出國念書就是在台灣念雙語國際學校，家庭影響大過社會給予；這是不對的，越開明、進步的社會，媒體就得承擔起更多社會教育功能。
以棒球為例，台灣少棒選手應該從小就有一個夢想，就是到美國打大聯盟，所以許多台灣旅美大聯盟選手，在高中就已打好英文基礎，「棒球就是國際化教育」；所以台灣教育體系應該趁早加重及扎根英文跟國際事務。
人才外流非壞事 可帶回更多機會
問︰台灣人才外流嚴重？你有何建議？
答︰其實搶走台灣年輕人、挖走人才的，不只來自中國，而是世界各國。東南亞國家主要城市、尤其是首都，薪資水準恐都已超過台北，主因是市場夠大；在泰國曼谷做生意，可賣給五千萬人，但在北市做生意，只能賣給二千萬人，只要他們市場夠大，薪資就會快速拉高，對台灣年輕人當然有吸引力。
東南亞國家不僅人口多，且人口紅利高，早年中國也是一樣，當然高薪機會就多。反觀台灣，不僅進入高齡社會，也進入經濟停滯的高原期，人才往外走是必然趨勢。
人才外流不是壞事！它可以是個良性循環，台灣是民主社會，人民有選擇的自由，人才願意出國歷練，可帶回更多機會，有點像一九八○年代，台灣多數留學生去了美國，九○年代台灣經濟就非常好，因為人才回流後可帶給台灣更多元發展，不會一直陷在過去的成就裡打轉。
問︰在各項資源有限下，台灣如何找到新方向？
答：我出生的那一年（一九六三年），新生兒約有四十五萬人，在那個年代，這四十五萬人長大後，多數會留在台灣工作；但二○一○年台灣新生兒僅十六萬人，十年後他們會投入職場，其中可能有三分之一會選擇離開台灣出外打拚，只剩約十萬人。但台灣教育一向是農業、漁業、工業等各產業都要雨露均霑，試問這十萬人分配到一百個工作領域，平均僅一千人，要怎樣培養人才？
以愛沙尼亞為例，是前蘇聯資訊產業重鎮，人口僅一百多萬的國家；蘇聯解體後，他們決定將教育資源全力集中在資通訊產業，現在已發展出很多資通訊的新創事業，更培育出不少知名高科技公司。回頭來看，假如台灣在教育與人力資源上還是大國心態，恐怕就會失去方向。
近年來有這麼多外商科技大廠來台投資，當然與台灣硬體供應鏈實力有關，因為來台投資，可快速建立產業鏈、輕易做到軟硬整合，這就是台灣優勢；但台灣的新創，卻很少利用在地優勢，變成台灣硬體實力是幫人打工、創新淪為自生自滅，政府應該嚴肅思考這些問題。
缺乏冒險精神 新創成功自然少
問︰台灣硬體實力強，為何新創成功少？
答︰我個人觀察，主因是台灣社會對創業充滿悲觀，只想找一個安穩工作；但在一九八○年代，工作機會沒那麼多，只好創業當老闆，當台灣社會失去了冒險與創業精神，新創少，自然成功案例也少。
問題還是出在台灣教育體制，對一年新生兒僅十多萬的台灣，應學習冰島足球隊，每一個球員身兼數職，既是導演、牙醫，也是職業級足球隊員，在各領域都有表現，但台灣教育剛好相反，只有滿級分才是寶，其他都不是寶，要尊重每個領域成就，才能行行出狀元。
當然台灣教育體制也有優點，聯考式教育讓台灣有所謂「工程師的奇蹟」，也就是教育出來的工程師，大概都不會出問題，解題能力很強，但很少能出題；台灣新創團隊想出來點子都很普通，就很難成功，但台灣代工做得很好，因為是客戶出題目，工程師只要設法達到客戶要求即可。
不是台灣人才沒有創意，是台灣企業文化沒創意，我許多同事來自台灣科技大廠，原只是幾千名員工裡一個不顯眼工程師，但進來接觸到美式文化後，就變得很活潑、很會出意見，也很有想法。
外商不會來台灣投資一個矽谷團隊，一定是矽谷不好做到的事，才想來台灣做，可惜這類軟硬結合成功案例還不多，原因除教育制度得調整與企業文化得改變外，台灣學子也要想辦法打開國際觀，突破地理空間限制，改變日常閱聽習慣，才有能力在充滿競爭的市場找到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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