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城市》由侯孝賢執導。（年代提供）
《悲情城市》劇照。（年代提供）
邱復生。（記者方賓照攝）
前言︰
《悲情城市》側寫二二八事件。（年代提供）
文化週報上週專訪詹宏志，引發各方回響，出資拍攝《悲情城市》，創下台灣電影首度在威尼斯影展拿下金獅獎的製片邱復生就有話要說。
昨天解嚴滿卅年，回顧當年，搶先拍攝《悲情城市》，絕非投機，他的動機有二︰首先，他嚮往坎城影展紅地毯的熱情掌聲與歡呼聲，相信台灣人也有走上紅地毯的那一天；其次，他還在媽媽肚子裡時，父親曾因二二八事件繫獄，聞槍聲喪膽，出獄後一直要家人：「緊呷飯、莫說話。」成為電影最動人的結尾。
◎專訪／記者藍祖蔚 整理／記者楊媛婷
問：一九八九年九月《悲情城市》在威尼斯影展首映前夕，我看到你臉色慘白抵達威尼斯，心頭掛念著台北正在激盪對峙的一場「二二八風暴」，因為《悲情城市》可能被禁演，因為很多人拿放大鏡檢查你是否違規運出底片，打算把你繩之以法，甚至有官員還可能為你丟了烏紗帽，回想當年，才剛解嚴的台灣，似乎人人心中都還有小小的警備總部，你卻挑戰了二二八禁忌，你如何把風險降到最低？
答：讓我話說從頭。拍電影之前，我靠錄影帶起家，為了整合片源及通路，就必須到洛杉機市場展或坎城影展買片，一九八八年抵達坎城時，最難忘的就是有那麼多電影人可以風光地踩上紅地毯，在群眾歡呼聲和攝影記者的呼喊與快門聲中，享受紅地毯的風光，那一年，站在紅毯外圍，我就問自己為什麼只能在這邊買別人的故事？為什麼台灣沒資格走上紅毯（那一年，侯孝賢的《尼羅河女兒》也只能入選「一種注視」單元，沒能走紅地毯）？為什麼不能把自己的故事賣向世界？於是我立下志願，有朝一日，要帶著台灣電影走上坎城的紅地毯。
問：就為了這小小的虛榮心，你展開了你的電影冒險？
答：一點沒錯，一定要走紅地毯，就是我的初心。
我相信到過坎城的人都不會忘記那種全球媒體都在呼叫你的虛榮感，等我決定要下海拍電影時，才明白，台灣電影的品質不合國際規格，沒有同步錄音，更不懂光學印片，聲音沒有層次，畫面總是下雨，一塌糊塗，難怪人家初選就淘汰。
開拍《悲情城市》前，就決定既要同步錄音，還要到日本做後製，於是底片就運往日本沖印，全片完成後，隨即在日本印出兩份拷貝，一份送威尼斯參賽，一份送回台灣給新聞局審查。《悲情》成為第一部入圍威尼斯影展的電影時，就有人檢舉說我們「偷運」拷貝出國，就算台灣禁演《悲情》，也依舊可以在威尼斯公映，太猖狂了，要法辦我。
沒想到，我依法申請海外沖印，依法出境，拿我沒轍，否則只要有一點杷柄被人捉住，一定就被放大，一定就被關了。
問：二二八事件在解嚴前一直是禁忌話題，你搶先把它搬上了銀幕，心頭難道沒嘀咕，不忐忑嗎？
答：那時候，陳國富是我的電影顧問，透過他的引介，侯孝賢提到連拍十部電影的想法，他先給我看的就是「悲情三部曲」，還說要找周潤發、楊麗花和柯俊雄來主演，先拍日本戰敗，國軍從基隆上岸的故事、二部曲的背景則是二二八事件前後，三部曲則是台灣人走過日治時期的歲月回顧（即後來《戲夢人生》的主要橋段），那時我想台灣已經解嚴了，拍片題材也該解嚴了，拍國軍基隆上岸有什麼趣味，要拍就要拍二二八，才有意思。
確實圈內很多人警告我，我的回答是說我又不是來搞革命，談的也不是什麼國家機密，我只是想透過一個家庭的變故來看那個時代，加上編劇朱天文的爸爸是政戰系統出身的朱西甯，侯孝賢也是鳳山長大的外省人，劇組工作人員更涵蓋本省與外省人，電影中描述的二二八情況其實是大家都認為合理、共同接受的，我想整部電影是要說台灣人家庭是怎麼度過二二八這件事，不會走那種挑起族群敏感的偏激路線。
事實上，電檢委員第一次看片時，也都說電影很好，只要求我剪掉象徵行刑槍斃的那幾聲槍響？我立刻就拒絕了。
這時候，正在威尼斯採訪的記者傳回訊息，說《悲情》有機會得大獎，於是新聞局開始緊張了，副局長廖正豪為此召見了我，還是要說服我剪掉槍聲，因為侯孝賢已經動身前往威尼斯，於是我就拉了侯孝賢的「經紀人」詹宏志前往。我從年輕時候個性有點像現在的「憤青」，其實也就是「野人」，我強調自己沒有立場要求導演剪掉那幾聲槍響，台灣都已經解嚴了，這應該是創作自由。當時，我想你要禁就禁啦，但總要留下紀錄，至少海外還有「完整版」，以後總有一天可以上映的。
問：就為了要不要禁演《悲情城市》，差點讓新聞局長邵玉銘丟官？
答：那時候，新聞局遇到敏感議題時，都會尋找社會人士參與審片，用共識來背書，當時新聞局長邵玉銘還慎重其事地找了卅個人來審查，結果一致通過。但他後來告訴我，差點為了這件事丟官。
因為，當時李煥內閣的行政院秘書長王昭明就責難邵玉銘，認為他也可以另外找到其他卅名民間人士，得到一致「禁演」的結果，意思就是指責邵玉銘「放水」。後來，一直到威尼斯得獎了，准演執照才正式批了下來，唯一的條件是要我趕快上映，不能拖。
問：為什麼？
答：因為那一年十二月有增額立委補選，怕《悲情》選前上映會影響國民黨選情，我還記得有參選人就在競選總部不停地放著《悲情》的原聲帶，用力造勢。
問：有人說你在解嚴後搶頭香，搶拍二二八題材是大膽投機？
答：我沒有偉大的情操，要來承擔什麼歷史使命，我只是想要呈現時代的記憶，因為我的家族也受到二二八事件的波及。《悲》結尾中的「緊呷飯、莫說話」就是我建議侯孝賢加入的。
台灣人說起二二八事件時，往往都是牽拖來牽拖去，無非都是家族成員如何受到政治影響，事實上我從小就在二二八事件的陰影下長大，我爸爸跟舅舅都曾被關過。事件發生後，我舅舅剛從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院畢業，分發到車路墘糖廠醫務室執業，很多受傷者湧進糖廠醫務室，舅舅一視同仁，盡心治療傷者，卻被人告發說他幫助「暴民」，因而被抓去關，花了很多錢，才把人救出來。
我爸爸那時也在糖廠擔任農務課長，只因為「收容」了外省人的廠長，住在家中避難，就被人告發說他「軟禁」廠長，因此抓進去關了一個晚上，還好廠長出面說明，才獲得釋放。那時我還在媽媽的肚子裡，後來聽爸爸說，當時被抓的人哪有經過審判，只不斷聽到槍決犯人的槍聲，經過那一晚後，爸爸才知道什麼叫做恐怖，也因此從小就常教訓我們：「緊呷飯、莫說話。」《悲情》就這樣由一則一則的故事整理出來的。
但也因為正式下海了，才知道想要達成走紅地毯的心願，可是要花大錢的。拍攝《悲情》之前，我堅持要同步錄音，要求下去，才知道「死啊，台灣沒人做過這個」，所有錄音設備都要從零開始，加上大家都不習慣同步錄音，一個人犯錯，一切就得重來，侯孝賢開拍的第一個禮拜才拍了六個鏡頭左右，原本我估算的底片耗材比例大約為一比二．五，拍下來才發現底片至少要暴增十倍，所有的細節都要花錢。
問：身為老闆，你對《悲情》的最大貢獻是什麼？
答：音樂。我接觸電影，是從擔任電影配樂的演奏開始，一九六五年李行導演推出的健康寫實電影《養鴨人家》，不再撿現成使用外國音樂，找了左宏元來配樂，我就是負責吹笛子的打工學生。後來一度擔任作曲家史惟亮的助理，協助測量要下音樂的節點並做重點註記，這個經驗也讓我明白了電影音樂的重要性，年輕人學做電影，其實首先看有配樂的電影，第二次則是關掉音樂，就明白如何讓音樂來替電影加分。
當時侯孝賢另有配樂人選，但我堅持要上國際拚鬥，就找真正的高手，於是透過日本好友三枝成章，找到了可以寫出史詩氣魄的S.E.N.S.和立川直樹等人，打造了《悲情》主題樂章，直到今天，只要音樂響起，你就好像又看見了梁朝偉走在九份山路上，滿山菅芒花，迎風飄舞的畫面。
問：《悲情》同樣也是最早採預售方式，能在海外順利賣出版權的成功案例？
答：預售可以讓你知道市場對新片題材的接受程度，也能夠確定海外營收的可能，當時，侯孝賢已經小有名氣，我們靠著一張鬼畫符的海報，一開始還賣到了十萬美金，開了頭，後來一切就順暢了。只可惜，後來的台灣電影很少再去想「預售」的事，其實，台灣電影要走向國際，恢復海外預售是必要的，不能只拿到了輔導金，就急著開拍了。
問：《悲情》後來的六年間，你除了和侯孝賢再合作《戲夢人生》，再加上張藝謀《活著》，果然實踐了你的坎城紅地毯夢想，而且走了兩回，是否因此心願已了，就改行了？
答：心裡有夢是最美的，即使我的夢只是想走上紅毯，那麼微小卻實在的夢。你可以說我只是個想走紅地毯的青年，事實上，台灣還有一堆青年想走影展紅毯，讓自己和作品被全世界的人看見，因為我一直相信身為一個台灣人、一個影視從業人員，台灣電影是有資格站上世界舞台的，我們就懷抱著這麼簡單的夢想，一起走了威尼斯、坎城，甚至奧斯卡的紅毯。
詹宏志認為那個時代的人靠著「無知的勇氣」闖出一番成績，我倒認為當時侯孝賢與我都沒有那麼無知，只是當時電影產業沒有人來幫忙，我們才這麼摸索出一條道路，跨出台灣電影國際化的第一步。我很慶幸自己能那樣走過有夢想的時代，還完成了夢想。
問：對現在台灣電影的建議是什麼？文化部該怎麼來協助電影？發展電影？
答：首先，應先求量，先拚每年量產一百部電影。我代理過很多美國電影，從歷史經驗來說，如果電影無法進入工業生產，就很難形成完整產業鏈來支撐專業製作，唯有拚出生產量，才可能有工業。
以前，我們擔心沒有戲院映演，行銷管道有限，如今時代變了，網路已經變成影視文化的優先窗口，有太多管道，可以讓你的創意被世人看見，所以我建議政府應該將輔導金分流，一方面給新人機會，另一方面給大導演充裕資金去做大片，就像ＮＨＫ一年拍個一兩部大河劇，帶動的產業風貌就全然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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