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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副刊】易

2005/12/27 06:00

◎劉若英 圖◎太陽臉

他真正的名字是什麼,我不是很確定,但可能也不重要。對我而言,他就是易副官,知不知道他的本名,並不會改變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我從小就叫他「易」。他那個易,聲音不是往下,不是容易的「易」,我喊他,都是往上揚起的,像「移──」而且,尾音永遠要拖長。家裡其他的人都喊他「易副官」。一直到我走進他的告別式現場之前,我都以為他的全名就叫「易副官」。

他就住在我家前院的那間小房間,一進大門穿過院子的第一間。

什麼人來來去去,進出我家,都必須經過他的窗口。易副官很瘦,又黑,三分頭,卻掩不住灰白交錯的髮色,小時候我說他像猿人。他常常就叼根菸坐在他那小房間的窗口,豎著耳朵等著我公公的指令。

人們喜歡說小孩子單純,但我從來不這樣認為,因為我就是一個不單純的例子。我從小就知道,易是可以欺負的。既然可以欺負,我就不會放過他。他不會去告狀,也不會生氣,不會報復,更不會記恨。甚至可以說,我想要什麼,他都盡量滿足我,我闖了禍,他的任務就是盡量幫我隱藏。

易走了以後,我常常怕自己會忘記他,畢竟我懂事的時候,他已經很老很老了。我能知道多少他的心情?我能記得他多少?但後來發現,我愈往下活,他在我心中的形象就愈鮮明。

他跟著公公多久沒有人算得清楚。傳說他十三歲就是湖南老家的家僕,而後公公進學,他就變成書僮,每天跟著去學堂,一站就是一上午,公公放學再安全地把他送回家。黃埔軍校開辦,十四歲的公公在「十萬青年十萬軍」的感召下,謊報年齡,上了黃埔軍校。於是,易,就也跟著去從軍。公公報效國家,易副官報效我公公。

離開黃埔後,公公赴俄念書, 易跟不去,就在家鄉等他回來。公公回國,生了我爸爸,他就成了我爸爸的保母,生了我叔叔,又成了我叔叔的保母。後來公公撤退到台灣,有了姑姑,當然,他又成了姑姑的保母。直到連孫少爺孫小姐都長大了,易搖身一變,又成了家裡掌廚的。這不奇怪,因為只有他能做出一手地道湖南家鄉菜。從小我便當裡的菜都是他給準備的,他的臘肉與糖醋排骨都是絕品,也都是我自此沒有再品嘗過的味道。

搬去跟祖父母住的時候,我三歲,他六十八歲。從那一天起,他的新任務,就是當我的保母。

小時候家裡幾乎不讓我跟附近的小朋友玩,也因為自家有院子,所以我遊樂場就完全建立在那個當時覺得很大的前院裡。

而我最重要的玩伴,就是這位已經七十好幾的「易」。

第一次打羽毛球就是他陪著我,他穿著拖鞋,因為他沒能把球打到我面前而生氣地摔球拍,過去踩他的腳,罵他:「你根本就不會打球。」他的桌上永遠有一個裝滿糖果跟零錢的透明玻璃罐。我會爬上他那張破舊的藤椅望著,他就會打開罐子給我兩顆糖。等我吃完,他就把包糖的紙仔細摺起來,中間打一個結,做成一個個穿蓬蓬裙的小公主,逗我說那就是我。我當時覺得他無聊透了,這個招數用了那麼多年也不換一下。就像他每次都用兩根大拇指各自彎曲,然後接起來,跟我說他的大拇指可以分開──鬼才相信。

另外一個第一次,就是我從那個糖罐子裡偷錢,原因是我想跟同學去學校巷口的那家雜貨店抽獎,另外,我還想吃一種會弄得滿嘴紅的芒果乾。後來聽姑姑說,家裡所有的小朋友都是從那糖果罐下手。也許易是故意把錢放在那裡的。

我的公主床後頭是一個小窗,每天早上我不需要鬧鐘,易會在那個窗口問我,今天想吃什麼早餐啊?鹹麵包?菠蘿?還是肉鬆的?還是稀飯?燒餅?通常他還沒有念完,隔壁的窗口就會出現一個聲音──我婆婆。「易副官,不准那麼寵她,哪有每天問的!」即便如此,他還是每天問。

然後我才起床。

家裡不准我們在攤子小吃,嫌不衛生,我總是羨慕同學可以隨意坐在路邊吃蚵仔麵線跟刨冰。有天趁婆婆不在家,我就叫他在巷口把關,大剌剌地坐在攤子上吃起麵線。事後證明這是一個很不到位的安排。

我看著老闆用著淺淺的碗,舀進稠稠的麵線,撒上香菜跟大蒜,然後抖著手端給我,確實,老闆的大拇指都伸進麵線裡了,但衛生不重要,突破禁忌才是重點。就是這麼巧,婆婆搭車回家了,易副官的速度怎麼比得上汽車?我剛想說再來一碗時,一隻塗著蔻丹的手已經把我拎上車。我回頭找易,只見他追著車子跑,滿頭大汗。

我的小學就在我家後頭走路十五分鐘的距離。他每天接送我上下學,就像他當年陪公公去學堂一樣。因為他為我所做的事是如此理所當然,我從來不會珍惜,只抱怨為什麼我不能像其他小朋友自己背書包?而是他幫我提著。有幾次放學,我故意在校門口把書包丟給他,自己跑回家。以他的年紀,再加上腳上那雙黃色的塑膠拖鞋,我總比他先到家,公公聽到我門鈴聲就會說:「易副官沒去接妳嗎?」我就會說:「不知道,沒看到。」小孩子事實上是不單純的。

真想用小叮噹的任意門回到那個時候,把當時的我毒打一頓。

爸爸是船長,跑遠洋的,兩三年才回來一次。我嘴上從來不提爸爸,因為他實在太遙遠了。我對他的印象有時不是腦海裡的,而是照片上的。但是每每聽說他要回來,我就會穿上我最喜歡的衣服坐在院子裡,呆呆往門口望著。易總會走過來無聲地拍拍我的衣服,幫我把縐褶拉平, 像是能看穿我的心意。

終於,帥氣的船長爸爸回來了,全家圍坐在餐桌前,聽他說國外的奇聞軼事,雖然我完全聽不懂,燈光還是出奇溫暖。婆婆告訴他,易幫我買了輛腳踏車,瞬間爸爸突然翻臉,像是忽然想到要行使他做父親的責任,說不可以。

「第一,危險;第二,不可以寵她。怎麼可以小孩要什麼就給什麼。第三,就算要買也不能是易買。」他立刻叫家裡傭人把車丟出去。我突然嚇壞,使出全身的力氣大哭起來;是因為我將失去得來不易的腳踏車?或是爸爸終究破壞了我對他的美好等待?我現在已不復記憶,但就在爸爸大發雷霆的時候,易大怒的聲音從屋外出現了:「你小時候就多乖啊?還不是成天跟人打架?你就會罵,孩子你帶過幾天?」爸爸住口了。

沒幾天,爸爸又離開出海,我的腳踏車也被偷了。

我想易應該知道我是叛逆的。小時候我除了整他,不太愛說話,常常對著窗外發呆,他也從來不問我在想什麼,只是搬張凳子也陪著我坐在那裡,安靜無話。最多抽根菸,然後咳嗽。

我一直不知道易的身體不好,我只記得他老咳嗽。大家說他是抽菸抽太多。有天早上他送我去學校後,說去看病,就再也沒有回來。我當時以為他只是需要休息幾天。然後,婆婆帶著我去一個肺結核的醫院,他說易住在裡面,但不讓我進去,說怕傳染。那個下午,我等在外頭,踢了好久的石頭,很想哭。

再兩個月,一個暑假天,我躺在易副官那張鋪著涼蓆的床上,光著腳丫。糖罐子裡的糖都快吃完了,他還沒有回來。他是那個下午走的。

他的桌上,除了糖罐,還有一樣東西,易常常望著它發呆。那是一張照片,影中人留著長髮。我問過他,他說是家鄉的媳婦。兩個人似乎沒有見過幾次面就結婚了。然後,他就來了台灣。他說得很平靜,然後轉過身去把床墊翻過來給我看,藏著一疊疊紮好的十元大鈔。他說很快他就會回去,到時再給她過好日子。

對當時的我,這種話題沒多大意思。多年後,我常在香港機場轉機時,看見那些老榮民身上背著一包包的東西準備回鄉,臉上有著疲憊和期盼。我會很感傷,感傷「易」沒能等到這一天。

易服務了我家四代人,我不能替他說他是「無怨無悔」,但犧牲奉獻的概念是他教給我的。時代耽誤了他,甚至可能糟蹋了他,但也許唯有這種陰錯陽差,能向我們展示極致的忠誠和美。

易出殯的那一天,我們全家著孝,我公公帶著全體老老小小,下跪向他磕頭。他是家僕、是書僮、是副官、是管家、是保母、是大廚,是我永遠的親人和老師。也許我有幸,哪輩子也能當上他的保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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