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農
將近 40 年前，當我還是個成功大學中文系的二年級學生時，我第一次聽到「二二八」三個字。
這份因緣起於中文系有門《新文藝欣賞及其習作》，由年約 40 歲講師張良澤授課。他經常編選「鄉土文學」作家，如吳濁流、楊逵、呂赫若、鍾理和、葉石濤、鍾肇政等人作品，找工讀生以細尖針筆在蠟紙上謄寫（俗稱「刻鋼版」），再由工友手推滾筒油墨印刷當教材。
老師，什麼是二二八？
張老師曾帶領我們到高雄美濃，實地踏查鍾理和筆下《笠山農場》，認識堅毅的「平妹」。也探訪王金河醫師在臺南北門主持的烏腳病醫院，許多截肢病患或坐或躺在病床，鋸除的烏腳浸泡瓶罐內當標本，怵目驚心不忍卒睹。
有天下午，張老師帶我們到成大榕園上課，大家坐在大榕樹下。忘了那次討論什麼主題，老師突然迸出「二二八」，但三個字脫口立刻停住，沒繼續往下說。當時，我完全不知道怎麼回事，多數同學似乎也一臉茫然。
有人舉手問：「老師，什麼是二二八？」張老師沒答腔。靜默了半响，那位同學追問，老師幾經沉吟，眼光飄向遠方。他以有些低沉、緩慢口氣說：「我不能在這裡講，你們有人會錄音，打小報告……」多數同學面面相覷，不明所以，但我知道的確可能。班上一個女同學先前找過我，緊張不安地說，某教官要她特別注意張老師，如果上課講些「有的沒有的」，要到教官室報告，她不知該怎麼辦？
1978年4月我讀大二時，成大第六屆鳳凰樹文學獎決審，後排幾位老師與工作人員和得獎學生合影，張良澤老師（左一）、葉石濤老師（左五）、呂興昌老師（左六）、吳達芸老師（左七）。（林建農提供）
那學年結束後的暑假期間，張老師到日本筑波大學任教，14 年後才回來。因為他和許多人被列為「黑名單」，臺灣雖是家鄉，卻不能自由來去。
囡仔人有耳無喙
到底二二八是怎麼回事？為什麼我從來沒聽說？
趁放假回家，我問媽媽：「啥物是二二八？」她當場愣住，神色詫異地看著我。頗嚴厲的爸爸，在旁扳起臉孔喝問：「你問這創啥物？囡仔人有耳無喙！」要我別多嘴。向來和顏悅色的媽媽，慎重告誡我，「好好啊讀冊，毋通烏白來，知影無？」可能被爸媽反應「嚇」到，我不敢再多說，也沒繼續追問。
那年代的教科書隻字不提二二八，我這個「乖乖牌」學生，就像媽媽交待「好好啊讀冊」。大二年滿 20 歲第一次有投票權，特別穿上繡有校名的西裝式大學服回鄉，桃園縣卻發生中壢事件（1977 年 11 月 19 日）。大四時還有美麗島事件（1979 年 12 月 10 日）、林義雄家宅血案（1980 年 2 月 28 日），當時報紙或電視新聞報導，不是輕描淡寫就是一面倒。
反共時代特別重視保密防諜，對臺獨更是大力批判，有「臺獨等於臺毒」之類宣傳手冊。提到二二八時大致是說，「一群野心份子如謝雪紅等，受到共產黨煽惑，藉查緝私菸糾紛，到處滋事製造暴動……」
噤聲的媒體
1982 年 9 月，我回到臺南，進入國民黨營《中華日報》工作。第一線新聞採訪，接觸許多「社會化」訊息，碰觸不少政治性議題。當時提到蔣介石，得尊稱「先總統 蔣公」，「蔣公」前得空一格。在戒嚴時期當記者，報社長官總要耳提面命，要我這「菜鳥」下筆慎重，別碰敏感新聞。因為即使有些稿子已發了，也可能被扣留或改得面目全非。
下班偶爾吃宵夜，酒酣耳熱之餘，總有資深同事談到以前某某報某某記者，因為搶了條「政治不正確」的獨家新聞，不但丟差事，還連累報社被停刊。可能因為這樣，報社和電視不太報導敏感題材，二二八、臺獨和蔣家內幕更是禁忌。
但在美麗島事件後，市面出現黨外雜誌，如《進步》、《深耕》、《關懷》、《政治家》系列，鄭南榕《自由時代》系列、李敖《千秋評論》叢書等等。他們常大爆主流報紙不敢登的內幕，題材多元，很受歡迎。但也常被警總查禁或勒令停刊，情節較輕沒收，嚴重的會將負責人判刑，書店或經銷商也有事。
美麗島雜誌（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藏）
緊張刺激的黨外雜誌閱讀經驗
我和很多人一樣，對黨外雜誌愈禁愈好奇，但它們會被查扣，並不好買。有家書店業者很夠意思，趕在沒收前「暗槓」幾本，偷偷賣給信得過的熟客。他見我上門使個眼色，趁四顧無人偷偷取出，捲成圓筒裹上包裝紙塞給我。當然，我要裝作若無其事，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拿到禁書強忍心頭狂喜，我趕回租屋處，深鎖房門緊閉窗戶，鑽進被窩捧讀，生怕被人發現，特別緊張刺激。
黨外雜誌報導二二八的方式，迥異於我所讀過的官方宣傳，讓我有不同認識，更有許多困惑。我很想找人請教和討論，但戒嚴時期每人心裡都有小警總，不敢恣意為之。
不過我大四時的導師呂興昌。和他的另一半吳達芸老師都很疼我，對我非常信任，所以我想到他們。於是把看過的黨外雜誌偷偷送到老師家，呂老師和我壓低嗓門，有如「交換情報」般。可能那時期培養的「革命感情」，兩位老師後來幫我提親，婚禮當介紹人。
以激進聞名的黨外政治雜誌《生根週刊》。（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藏）
受害者站出來
1987 年 7 月 15 日解嚴前後，社會運動空前蓬勃，二二八平反運動正式檯面化，我因採訪關係有較多接觸。有一本書，讓我對二二八更深入了解。當時世界新專（今世新大學）講師李筱峰，1990 年 2 月出版《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林茂生、王添、陳忻、阮朝日、王育霖、張七郎、陳澄波、湯德章等等受害者遇害經過，令人掩卷嘆息，悲從中來。
1990 年 6 月，我轉任《聯合報》記者，主跑臺南市議會、市府和民進黨新聞，和政界、社運界有更多互動。臺南市政府設立二二八紀念碑以前，2 月 28 日在湯德章紀念公園前身民生綠園，舉行追思紀念活動，湯德章、王育霖等受害者家屬，終於敢站出來並大方受訪。在此之前，他們歷經 40 多年煎熬，辛酸血淚只能往肚子裡吞。
我的震憾教育
接著，我因為採訪受害者王育霖的家人，受了「震撼教育」。
日治時第一位在日本當檢察官的王育霖，戰後返臺到新竹任職。他奉命偵辦私吞美援救濟奶粉的「粉蟲案」，屢傳少將轉任市長的郭紹宗不到，親自前往市政府調查。不料，警察局長率大批員警包圍檢察官和法警，搶走搜查令和公文。王育霖為此辭職負責，轉任臺北建國中學教員，也在林茂生擔任社長的《民報》當法律顧問，撰寫社論或批評文章。
二二八事件前的家族合影。左一是王育德、左二是王育霖，中坐者為父親王汝禎。（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藏）
1947 年二二八事件爆發，3 月 14 日午後，幾個穿中山裝男子持槍帶走王育霖。當時長子克雄兩歲半，次子克紹兩個月半，26 歲的太太王陳仙槎帶著稚齡孩子，到處奔走找不到丈夫。半年多後無計可施，只好搬回臺南，有的親友避之唯恐不及，嚐盡人情冷暖。
王媽媽的悲願
王育霖親弟弟王育德，為哥哥的遭遇非常不平，在流亡日本期間，致力臺灣語文教學，出版過《臺灣：苦悶的歷史》一書。他積極鼓吹臺灣獨立，被執政國民黨視為眼中釘，列為「黑名單」無法回來，1985 年客死他鄉。
至於襁褓中即失去父親的王克紹醫師，在〈爸爸！我從未叫過〉文中說，媽媽擔心他被人恥笑，不肯說爸爸怎麼死的，上大學才確切知道父親死因。
王克紹，〈爸爸！我從未叫過〉手稿（1991年）。王育霖被捕時，王克紹才兩個月，後成為臺南知名外科醫師。（王克紹提供）
猶原記得廿多年前採訪王陳仙槎女士時，她講到尋找丈夫往事，不禁淚流滿面。她悲傷地說：「經過遮爾濟年，我知影，阮翁無可能轉來啊。但是我拜託你，嘛共我講伊是佗一工死的，予阮用彼一日來做忌！」
傷口還未癒合
1995 年 2 月 28 日，李登輝總統代表中華民國政府，首次為二二八事件向受害者家屬和國人道歉，之後立法院制定《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規定每年 2 月 28 日為「和平紀念日」，由總統明令公布施行。但王家直到現在，仍然只能以王育霖被抓走的 3 月 14 日做忌，96 歲高齡王媽媽卑微的請求還沒實現。
「二二八」早已不是禁忌了，但傷口至今難以癒合。
不同世代、不同族群、不同政黨，各有不同解讀，甚至叫罵、尖銳對立，敏感與複雜超乎我的想像。2017 年是二二八事件 70 週年，70 週年紀念活動過後，如何敞開胸懷、虛心了解、互相尊重、彼此理解，好好面對「我們的二二八」，是大家共同課題。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故事 一位戒嚴時期記者的告白：「二二八的敏感與複雜超乎我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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