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立樵／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主流輿論時常談論阿拉伯人團不團結的問題，其意涵大概就是「只要團結，就不會輸給西方。」但問題完全不在阿拉伯人團不團結，畢竟現在的阿拉伯世界是西方國家創造出來的，區域或國際間的遊戲規則也是西方人訂出來的，如果不玩就被批判、而玩了也就完了。20世紀下半葉的伊拉克與巴勒斯坦，便在這樣的局勢之下，最終仍然無法合體。
1950年代美蘇冷戰正式開始之後，以埃及的納賽爾（Gamal Abdel Nasser）所領導的抵抗最具影響力，特別是他引發了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戰爭。戰爭前一年的1955年，在英國主導下，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組成「中部公約組織」（Central Treaty Organisation, CENTO），目的是為了圍堵北方的蘇聯。納賽爾批判伊拉克與西方靠攏，而他的立場其實也獲得伊拉克一部份人的認同。在伊拉克政府對埃及的敵意、對英國的善意、對以色列並無行動的氣氛之下，形塑出了1958年7月軍方的革命，打著「反對帝國主義」、「解放巴勒斯坦」的口號，成立建立伊拉克共和國（Republic of Iraq），同時退出「中部公約組織」。
然而，新成立的卡西姆（Abdul Karim Qasim）政府一再強調「伊拉克優先」（Iraq First）也受到許多批判，伊拉克在政局不穩的情況下於1963年與1968年先後爆發兩次政變，這也使得「反對帝國主義」、「解放巴勒斯坦」的理想難以付諸實踐。儘管1967年埃及對以色列的戰爭打得如火如荼，但伊拉克卻未積極出兵。1968年伊拉克復興黨（Baathist）掌握政權之後，內政才開始穩定，反對帝國主義的運動的力度也得以加強，例如讓石油國有化、1973年參與對以色列的戰爭。1978年，埃及已經與以色列和談，這代表阿拉伯人對抗以色列與西方帝國主義的任務，已經不在埃及身上了，但時任埃及總統的沙達特（Anwar Sadat）卻獲得諾貝爾和平獎。1979年7月，擔任伊拉克總統的薩達姆（Saddam Hossein），則是填補了埃及離去之後阿拉伯世界領導權力真空的位置。
卡西姆於1958年7月發動軍事政變推翻費薩爾王朝君主政權，成為新成立的伊拉克共和國領袖。（http://www.toptenz.net/）
與此同時，巴勒斯坦著名的領導人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帶領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sation, PLO，後簡稱巴解），對以色列進行多次武裝抗爭。但是，1967年以色列擊敗阿拉伯國家之後，原本的國土範圍更加擴大，這導致更多巴勒斯坦人流離失所。巴解先是前往約旦（Jordan），但持續與以色列的對抗造成約旦局勢混亂，約旦只好將巴解驅離，隨後巴解進入黎巴嫩（Lebanon），在黎巴嫩南部與以色列交戰，又造成黎以兩方之間的衝突。阿拉法特爭取巴勒斯坦的獨立，除了造成局勢紛亂，同時也不符合美國與以色列的利益，於是在國際間成了徹頭徹尾的「恐怖份子」。
80年代兩伊戰爭期間，伊拉克輿論塑造出自己是阿拉伯人代表的形象，以抵抗伊朗人勢力，彷彿636年阿拉伯人在卡迪西耶（Qadisiyyah）與伊朗薩珊王朝（Sassanid）對戰的歷史橋段。戰爭結束後，伊拉克在首都巴格達（Baghdad）建立勝利之門（Sword of Qadisiyah or Victory Arch），這個建築讓7世紀的阿拉伯戰勝伊朗的意涵有了意義。看似伊拉克的政策重心不在巴勒斯坦上，戰時也多強調「伊朗是插在阿拉伯人胸口的匕首，應率先處理。」不過，在1980年代，伊拉克卻是巴解重要的金主。
戰爭結束後，伊拉克在首都巴格達建立勝利之門。（Jeremy Weate from Abuja, Nigeria - Swords of Qādisīyah, wikimedia.org/）
1990年8月，伊拉克與科威特（Kuwait）的戰爭爆發，情況卻完全逆轉。兩伊戰爭時，薩達姆宣稱自己為阿拉伯人的代表，伊拉克當然就是對抗伊朗的前線，以保護整個伊斯蘭社群（umma）。但攻打科威特一事，卻變成了阿拉伯弟兄的內訌。美國在兩伊戰爭時支持伊拉克，因為雙方共同的敵人是何梅尼的伊朗。但90年美國卻轉向敵對伊拉克，因為這場波斯灣戰爭，影響到美國的石油利益。對伊拉克而言，他們的行動是為了擊敗西方殖民主義、是伊拉克與科威特能成功整合的必要之路（科威特本應在伊拉克領土內，但英國刻意給予自治權，並於1961年獨立）。當主流輿論都站在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立場時，薩達姆就被扣上了「恐怖份子」的大帽子。不過，薩達姆同時也主張，若要伊拉克撤出科威特，以色列就必須從加薩（Gaza）、西岸（West Bank）、戈蘭高地（Golan Heights）撤離。在這樣的主張下，伊拉克同時也對以色列開戰。而阿拉法特的立場與薩達姆一致，認為唯有對科威特採取軍事行動才能維護阿拉伯人的利益，進而讓巴勒斯坦脫離以色列的控制。
阿拉法特的立場與薩達姆一致，認為唯有對科威特採取軍事行動才能維護阿拉伯人的利益，進而讓巴勒斯坦脫離以色列的控制。（http://www.zimbio.com/）
然而，1991年年初，這場波斯灣的戰爭結束後，伊拉克戰敗，美國勝利。美國在西亞的戰爭取得重大成果，同年年底蘇聯瓦解，美國更在世界政治的競賽中拔得頭籌，搖身成為世界霸權。這也促成了世界局勢全面往美國傾斜，日後阿拉法特在巴勒斯坦問題上，只能照著國際間的遊戲規則玩了－也就是必須對以色列的美國老爸有所妥協。結果，一如沙達特，阿拉法特在1994年獲頒諾貝爾和平獎，從恐怖份子轉身成為和平主義者（至少在20世紀結束之前），而薩達姆還是受主流輿論批判的強人、恐怖份子。畢竟唯有玩西方的遊戲規則，才能列入「和平」的一份子。伊拉克與巴勒斯坦的關係，也就在90年之後被迫剝離。
至此，我們可以看到西亞局勢的諸多紛爭，近代西方強權的權力運作的斧跡斑斑。伊拉克與巴勒斯坦被西方刻意創造出來後，無論在那個時期的發展都受到外力的壓迫與影響，以致於伊拉克國內不同立場的政治人物相互傾軋，巴勒斯坦局勢也難有安定之日。伊拉克再怎麼想要「保護」巴勒斯坦，也始終無法擁有主導權。至於誰是「恐怖份子」？誰是「和平主義者」？端看你玩不玩國際社會的遊戲規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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