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十年來，困擾台灣政治的一個重要議題是，台灣（或中華民國）到底是不是一個國家？自一九九六年總統直選之後，人民、領土、政府、主權，四項國家構成要件愈來愈完備，前述爭論卻繼續是政治熱中者不滅的訴求。事實上，檢測一個群體究竟是不是一個國家的集體，除了國家的形式，更重要的是這些人具備多少國家意識。
國家意識，取決於共同體的認知，既是生命共同體，也是利益共同體，這才是最堅實的國家概念。美國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探討人類政治秩序的演進，也就是從親族、過渡到部落、再到國家的過程，特別批判了現代化理論僅以歐洲為取樣的侷限性，其中特別點名台灣人的宗族關係，藉以說明前述三個階段在當今世界的各種政治制度中，並不是割裂或不可逆的。
福山的觀察，對照台灣的真實樣貌，確實如此。許多台灣的在地研究都認為，台灣人在私領域，偏向集體主義，習慣以血緣出發，崇尚家族主義；但是在公領域，卻偏向個人主義，因此對於公共事務的參與，相對缺乏熱情與奉獻。說的俚俗一點，就是有那麼一點為了個人或親族的利害，勇於私鬥，對於國家與整體的福祉，則怯於公戰的味道。
這樣的國民性格是怎麼逐漸形塑的？恐怕與台灣人的國家概念嚴重不足有關。從歷史記載來看，一五九三年底，日本的豐臣秀吉為了要求台灣（當時被稱為高山國）對豐臣政權來朝納貢，曾經派遣使者帶著《招諭計畫書》渡海來到北台灣登陸，但是上岸後，只遇到原住民的部落社會，遍尋不著可以帶信的人，只好無功而返。一六八四年之後所謂清治二百多年，同樣是地處邊陲的化外之地。至於一八九五後的日治與一九四九起的國民黨政府接收，更有「狗去豬來」的俗民定義。因此，國家是什麼？台灣人對於這個問題的思索，是直到非常晚近才有的事情。
即使開始產生對建立國家的認識與需求，台灣人爭取與抗爭的標的，多半在族群的層次；稍有提升，似乎也只到國家名稱與圖騰的相互堅持；真正確知國家意識才是國家能夠鞏固的根基，速度仍非常緩慢。國家意識的尋常表現，就是大我與公共利益，超越小我與一己私利；當大我與小我衝突時，願意捨棄一點個人好處來成就更大的共同未來。
此等不願犧牲的自私自利，在當今台灣到處可見。例如，大家都知道為了年金永續，改革勢在必行，台灣檢討的幅度，遠比ＯＥＣＤ國家寬鬆，但是「能撈則撈」、「拖垮政府」的聲量竟如此刺耳。再如，以台灣的經濟發展程度，大家都憤怒於我們的城市竟如此醜陋，然都市更新的進度，卻遠遠落後於國民的教育水準，再多的住戶共識，也解決不了釘子戶成為「模式化」的困境。又如，全球罕見的全民健保制度，是非常珍貴的公共財，大家在使用時，有多少資源有限、務求節約的反省，走一趟醫療機構，多少會為這個社會的文明進展憂慮。
如果大家以為這是世代的落差，當年輕的進步公民不斷加入後，台灣的國家意識必然會改觀，那麼一旦看到這些年兵役制度迫於民意而促使政客樂於改變，保家衛國的基本義務備受動搖的現象，恐怕不免也會心生重大的懷疑。
到底台灣是不是一個國家，這個問題應該要由台灣人從好幾個層面來回答。國民集體性格對於成立現代國家是正數或負數，遠比國家認同與外在的主權承認，更排在優先順位上。台灣人如果無法從這個階段共同蛻變轉型，即使空有國家的形體，也是一群沒有國家靈魂的稻草人。大家都關心國家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領域都要建設發展，其實，一切的主導權都在台灣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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