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時多雲

社論》慶幸不是中國人

劉曉波叫天不應、叫地不靈的命運,象徵著所有在民主國家生活過的人,都要自我閹割本有的價值、信仰、思想,才可能與中國政府達成純粹畫大餅的交易。(歐新社檔案照)劉曉波叫天不應、叫地不靈的命運,象徵著所有在民主國家生活過的人,都要自我閹割本有的價值、信仰、思想,才可能與中國政府達成純粹畫大餅的交易。(歐新社檔案照)

六月二十六日,中國遼寧省監獄管理局突然發布了一個聲明,證實諾貝爾獎得主劉曉波確診罹患肝癌,因此批准保外就醫,並正由該國八位腫瘤專家聯診之中。這則訊息的釋出,想必會讓國際社會、乃至不少世界人權組織驚覺:在人道主義的共同道路上,劉曉波是被遺忘了嗎?即使被記得,對於維護劉曉波最基本的生命權又有什麼區別與改善?

劉曉波,這位中國的讀書人,在這個時刻為我們所討論,不僅僅因為他在二○一○年獲得挪威和平獎的肯定,而是這位在二○○九年遭判刑十一年的公共知識份子,他下獄的罪名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起因只是他在二○○八年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六十週年之際,發表了《零八憲章》所致。

這部憲章的文字內容,當時得到三百多人共同連署,並廣發於國際社群,從文明社會的角度審視,不外就是一些西方民主的ABC,例如:「自由、平等、人權是人類共同的普世價值;民主、共和、憲政是現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構」等等。即使從台灣的角度,看到所謂「以中華聯邦解決兩岸問題」的單方倡議,不認同者,頂多以天真視之,絕對會尊重其表意的自由,然而中國政府卻將其呼籲修改憲法、分權制衡、立法民主、司法獨立,以及結社、集會、言論、宗教自由,當作洪水猛獸,唯恐星火燎原,因而將這位政治良心犯羅織入罪,甚至依照其妻劉霞所述,現在已至「不能手術、不能放療、不能化療」的悲慘地步。

這個案例之所以具有意義,在於這是非常典型的中國「國民待遇」,即使在事發後,多少國家的總統、總理向中國領導人說項,多少國際輿論排山倒海聲援他,也絲毫撼動不了北京政權一點點的寬容,這就是做為一個中國人,並認定是愛國者的待遇。這個月,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在所謂「海峽論壇」場合,才大聲嚷嚷要讓台灣年輕人在中國「享受」當地居民的相同待遇;而劉曉波叫天不應、叫地不靈的命運,象徵著所有在民主國家生活過的人,都要自我閹割本有的價值、信仰、思想,才可能與中國政府達成純粹畫大餅的交易。

在中國,如果搞政治要關到死,不碰政治總該安全吧?非也。儘管梵諦岡與北京已經恢復對話、甚至展開建交談判,但是教廷在中國所任命的溫州教區主教邵祝敏,因為拒絕參加中國安排的天主教樣板愛國會,仍然逃不過遭強制帶走、被失蹤的慣例,下落不明已達月餘。雖然教宗方濟各表示了高度關切,外界看來,中國像蚊仔叮牛角般,根本不痛不癢。這是另一形式的國民待遇,連藉由宗教取得心靈寄託,都沒你說話的份。

諷刺的是,中國國民的身分地位,連中共決策階層自己都沒信心。中國國家副主席李源潮最近就向商界保證:北京長期維持香港「一國兩制」不變,方針堅定不移、不走樣、不變形,並全面準確落實。還說:一國兩制不僅是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最佳安排,也是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然「一國兩制」,就是兩套標準,也就是不一體適用國民待遇,換句話說,其概念與國民待遇是矛盾的,是以非國民待遇來招攬港人民心。中國這些頭人,講話前不思理順邏輯,莫非是認為香港人好騙?而且台灣人更好騙?

就如中國經濟學家朱嘉明所慨歎的:「中國看來十分強大,但又顯得十分脆弱。」這個倚靠高強度維穩,所勉強維持的脆弱強權,事實上付出了極高的代價,但恐怕並無法持久。

身為台灣人,在慶幸不是中國人之餘,透過中國知識份子與異議者的苦難,我們也必須有所不忍。這些最有可能改造、導正中國的良心,若逐一被消磨了志氣,終結了性命,無疑是正在上演中的人類悲劇。其巨大的危險,可能將不只是中國人受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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