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共和國》余杰／李明哲審判 宛如莫斯科審判

台灣非政府組織工作者李明哲日前遭中國指控「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五年有期徒刑；李妻李凈瑜也到庭旁聽。（取自網路）

◎余杰／中國流亡作家

中國對李明哲的審判，宛如是蘇聯三十年代莫斯科審判的重演。

在蘇聯大清洗時期，史達林導演了三次舉世矚目的「莫斯科大審判」。第一次是一九三六年，被審的是「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合總部」陰謀集團，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十六人被槍決；第二次是一九三七年，被審的是反革命組織「平行總部」，拉狄克、皮達可夫等十七人被處死；第三次是一九三八年，被審的是「右派托洛茨基集團」，布哈林、李可夫等二十一人被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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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七零九」全國大抓捕之後，當局相繼對被抓捕多日的維權律師、人權活動者進行審判，李明哲案也是其中的一起。雖然時空與上世紀三十年代的蘇聯有了巨大變化，但中共的操作模式如出一轍。

首先，審判是「公開」的。三次莫斯科大審判都公開進行，邀請西方記者、外交使團和獨立觀察人士前去旁聽。被邀請的西方旁聽者，大都認為審判是公正的，一位英國律師寫道：「我們又一次堅定地認識到控告是正確的、承認是正確的，判決是公正的。」而中共對李明哲的審判過程，迅速發佈在官方媒體及網絡上。當然，這種「公開」只是極權政府的伎倆：他們只允許公眾看到「應當被看到」的那一部分。至於當事人在關押期間是否受到酷刑折磨，根本不可能被外界所知曉。

其次，被告無一例外地選擇「官派律師」，拒絕家人為其聘請的律師。特別是做為台灣人的李明哲，不僅不可能請台灣律師參與辯護，也不可能請此前跟他有來往的中國維權律師接手此案。其他人權案件的當事人，雖然此前已寫下委託律師的文件，但都被當局宣佈「作廢」。粉墨登場的「官派律師」，當然代表官方立場，絲毫不考慮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有些「官派律師」甚至跟檢方站在一起，恐嚇、辱罵當事人及其家屬。律師在這類案件中成了花瓶般的擺設。

第三，當事人全都認罪、懺悔、放棄上訴。當年，全世界都目睹了莫斯科審判的場面：在法庭上，那些曾地位顯赫的被告，沒有一人為自己辯護，全部承認檢察官指控的罪行，還主動揭發同夥和共謀者。他們千篇一律、眾口一詞地把自己描述成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魔鬼。在最後陳述中，他們又無一例外地用最美好的詞彙讚頌史達林。在李明哲受審時，也表示全部認罪，不再上訴。

當年，長久生活在民主自由社會的西方人，對莫斯科法庭上被告的自我汙名感到百思不得其解。直到二十年後的一九五○年代，美國中情局仍然認為這是蘇聯當局對犯人動用腦外科手術、電休克法，或者是服用特殊毒品、藥物、加催眠術的復合辦法，才能達到如同「趕屍」般的效果。中情局一度投入資金長期研究，試圖破解克格勃的藥劑。然而，克格勃根本沒有藥劑。

今天，生活在法治社會的台灣人，也對李明哲如機器人般乖乖認罪感到困惑。而差一點遭受同樣命運的我，並不覺得李明哲的表現有絲毫奇怪之處：五年多以前，我被秘密警察綁架到一個與世隔絕的地方，持續數日酷刑折磨。最後，他們要我承認什麼罪行，我就如臂使指般地承認什麼罪行。我與李明哲一樣都是血肉之軀，並非鋼鐵英雄。

李明哲被判多重的刑期，就表明中國離法治國家有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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