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詹德恩
政務官本屬政治任命，「順我者昌」或許太沉重，但是上台或是「偶然」，下台卻為必然，不要說長官要你走時必須離開，應該是當「長官」對你信賴感或支持度不再，或是你的理念與「長官」的政策有異時，即應留下漂亮的身影，自動請辭；何需聲嘶力竭、淚流滿面說些情緒性的言詞，凸顯自己的情緒管理失當，以及暴衝的性格。
既認為當事人有失職違法情事，陸委會首長理應啟動政風機制，發動行政調查。擔心當事人妨害調查？機關首長本就有對所屬的工作職掌分配的權力，因「擔心」卻安排轉任國營事業董事長，似乎不是正辦。不但造成當事人如接受本案即「私了」的負面印象，亦凸顯主政者似乎不諳首長權限的窘境。
司法警察機關協助偵查犯罪本是刑事訴訟法賦予的權限，但偵查不公開亦受規範。在尚未展開偵辦，僅在與本案告發機關接觸後即對外表示「懷疑」是共諜，不免讓人質疑：原來政治偵防案件就是隨著掌權執政者的劍起舞。
長期以來台灣媒體對於刑案未審先判，一旦司法機關判決結果與原報導不符時，實難對當事人名譽的損害予以回復。本案恰恰相反，媒體似乎「忘記」本案件才開始偵查，一面倒的「同情」當事人，除表現出理盲濫情外，再度顯現台灣媒體的擅斷。倘最後司法機關認定當事人有違法情事，難道還是以為滿足民眾知的權利而善盡報導職責來自圓其說？
主管兩岸關係的重要官員「可能」涉及洩密，甚至是「共諜」時，我們看到除不斷透過媒體放話，讓本案成為羅生門外，老百姓似乎看不到政府如何對當事人在位期間經手的涉密公文清查，以及損害控管的能力。當事人究竟有無違法，司法機關會有定論。共同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必須在乎，如果真有洩密，究竟有無損害國家利益，如果有，政府該如何補救。
（作者為銘傳大學社會與安全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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