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
進入我的戒嚴時代》江先生：阿兄坐黑牢 家破人亡
◎採訪．攝影／記者蔡彰盛
我可以很肯定地說，台灣戒嚴毀了我的哥哥一生。一個莫須有的罪名，不僅讓他在綠島坐了6年黑牢，期間痛嘗妻離子散之苦，最後更懷恨魂斷異鄉，這種怨、這種恨，若非有解嚴之日，怎能有沉冤昭雪的一天？
我小時候生長在大稻埕一個富裕的家庭，祖父、父親開米倉，從小就過著物質條件很好的生活，由於母親有2分之1的日本血統，因此大哥對日本一直有著些許對母系的依戀，日文也學得相當好。
逢甲大學畢業後，大哥考上預官在海軍軍艦當補給官，退伍考進日本早稻田大學研究所，拿到碩士之後，就在大阪做水產貿易生意，由於精通國語與日文，生意版圖橫跨台灣、日本、中國，期間賺了不少錢，也娶了當地的日本姑娘，育有1子。
原本以為，大哥豐衣足食的生活就此平順、富足地過下去，哪裡知道一件小事，卻讓他人生從此翻黑，陷入無底的深淵。
赴日做生意 遭同鄉陷害
那時大哥因為還無法獲得日本國籍，且護照早已過期，因此一直隱藏自己逾期居留的身分，然因他日文流利，沒有人懷疑，原本想就這樣一直躲下去，直到被當局發現再說。
然而，有個在大阪跟大哥同行的台灣人，生意始終沒有我大哥的好，於是就想到用這個方式來陷害我大哥，那陰狠小人先是向日本警方檢舉我大哥逾期居留，還說他跟中共過從甚密，甚至說他加入台獨叛亂組織，做生意只是一個幌子。
在大阪被拘留幾個月後，1981年我哥被遣返回台灣，一到港口，就被警總帶走，並以叛亂、資匪、洩漏國防機密等名義判刑10年，隨即送往綠島囚禁。
扣上叛亂罪 送綠島囚禁
當時家裡的人為了救大哥，花大錢請來最好的律師辯護，然而戒嚴時期任何事情只要一牽扯到叛亂，就算再王牌的律師也沒用，因為當局根本就已經只想殺一儆百，寧可錯殺一千，也不願放過一個。當時我哥一直告訴審判長，他根本不認識什麼中共的人，更沒有與台獨叛亂人士交往，如果國民黨硬要栽贓，至少也要拿出證據，但審判長根本不理會，完全相信遠在日本、從未現身的檢舉人胡亂寫的檢舉信，就此定他的罪。
當時的軍事審判十分誇張，只因為我哥當過補給官，就一口咬定他洩漏軍艦上的裝備清單給中共，完全不聽我哥與律師的辯解，更沒有任何證據，最後判決書內容竟有一條洩漏國防機密罪，我哥欲哭無淚，含恨被送到綠島坐黑牢。
這個晴天霹靂對我哥甚至家人都造成太大的刺激，以致於大哥終生都無法從這個噩夢甦醒過來，更痛恨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到了入骨的境地。
在綠島，冬天的時候寒風刺骨，但我哥心中卻更加哀戚，且不僅叛亂犯見不到家人，期間父親、母親接連過世，連兩老最後一面都無法見到，更別說返家奔喪了，此外，遠在日本的妻子與兒子，也從此失去聯繫，我哥說，若非室友中多的是莫須有罪名被關進去，大家同病相憐，經常彼此安慰，我哥可能早就發狂或自殺了。當時我哥的室友之一，就是施明德。
大好前程斷 含恨異鄉亡
在綠島一晃眼6年過去，1987年1月20日，我大哥和姚嘉文等26名政治犯，因服刑都超過2分之1，因此同一天獲得假釋，回到台北早已人事全非，我大哥趕緊奔回大阪，想找失散多年的妻兒，卻一直找不到，他相信妻子可能已經改嫁，畢竟誰願意背負一個嫁給叛亂份子的污名？
為了生存，我大哥後來重拾貿易這條路，但我感覺他已經像是行屍走肉，日子過得不踏實、不快樂，常以酒精麻痺自己，或者想忘卻那段恐怖的回憶，1997年他到香港找水產批發商談生意時，因心肌梗塞客死他鄉，年僅49歲，是我到香港為他收屍的，回程時捧著哥的骨灰上飛機，強烈感受到哥哥客死異鄉的悲愴，我的眼淚也不禁掉了下來。
◇江先生大哥小檔案：1948年次，1981年在日本做生意時，遭密報資匪，被遣返回台並判刑10年，與施明德等政治犯關在綠島長達6年後才獲得假釋，1997年含恨客死香港。
戒嚴是什麼東西？
軍事戒嚴搭配「動員戡亂」體制，人民的自由與基本人權都受到限制。只要警察看到你頭髮太長，或覺得你形跡可疑，就可以把你拎到警察局。一本書、一篇文章、一句話，都可能惹禍上身，被請去「吃早餐」從此回不了家，僥倖沒有被自殺、被槍斃，也會把你關到「生虱母」。
專題系列報導：
江先生與施明德等政治犯被關在綠島多年。（記者蔡彰盛攝）
綠島監獄的房舍，每一道門後，都隱藏了許多時代的眼淚。（記者蔡彰盛攝）
綠島的政治犯步入新生之門，而這些政治犯的人生，都因為戒嚴而遭到扭曲。（翻攝自綠島人權園區）
綠島政治犯們上課的情形。（翻攝自綠島人權園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