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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星期專訪》林達︰減少濫告 微罪應走自訴
台北地檢署檢察官林達。（王藝菘）
記者林慶川／專訪
台灣司法屢被國人質疑效率不彰，司改國是會議分組委員、台北地檢署檢察官林達認為，濫告案件多，檢察官浪費時間辦這些案子，無法全力偵辦組織犯罪、食品安全等攸關公共利益的重大案件，建議仿照德國訴訟制度，微罪應朝自訴為主的方向處理，且必須繳付裁判費，除防濫告案件，亦免浪費訴訟資源；此外，也可引進日本的「副檢察官制度」，來提升案件的偵查品質。
林達也指出，目前的案件不起訴的再議制度浪費司法資源，且缺乏公信力，建議可設人民組成的檢察審查會處理；此外，我國毒品政策應更著重戒毒，並設置毒品法庭視個案評估，才能有效解決毒品人口再犯問題。
設副檢察官 提升偵查品質
問：濫告案件爆量，導致檢方結案品質及辦案效率不彰，你認為應如何解決？
答：可以仿照德國的訴訟制度，有些案件走公訴，有些案件走自訴，德國沒有涉及公共利益的一些微罪，會走自訴程序為主；此外，德國的訴訟制度很有成本觀念，以自訴案件而言，當法院判決被告無罪的時候，法院會要求自訴人須負擔裁判費，換句話說，當自訴人去提告時，他就要想到一件事，如果未來官司輸了，他是會被要求繳裁判費的，此種做法，應可有效解決濫告問題。
至於哪些是微罪可以先定義，例如妨害名譽、有些過失車禍的傷害，甚至有些著作權法，都可歸類屬於微罪，走向自訴程序，甚至像是公然侮辱或誹謗罪等，這類案件很多，大部分都是濫告，可以考慮除罪化，走民事來解決。
不過，德國的制度，也不是毫無彈性，原本走自訴的，檢察官發現具有公益性，可以主動拿來辦，換句話說，檢察官有一定的裁量權。
問：檢察官案件量過多，你認為檢察辦案人力結構上應如何調整？
答：可以引進日本的「副檢察官制度」，這樣會有兩個好處，第一、打通檢察體系的人事升遷管道，第二、讓比較輕罪的案件由副檢察官結案。依法，檢察事務官目前只能升到主任檢察事務官，而檢事官幫忙檢察官辦案寫書類，卻不能掛名結案，書類寫得再好，光環卻是檢察官的，但若寫不好，也是檢察官要負責，根本權責不相符，若有管道讓檢事官在一定年資及經驗後透過考試升任副檢察官，即可協助偵辦一些案件，案件也可分流，如檢察官負責偵辦組織犯罪、食品安全、貪瀆等重大案件，副檢察官來負責偵結一些微罪案件。
問：法界有一派人士認為，可以賦予警方微罪結案權，來減少案件進入地檢署及法院，你的看法？
答：我目前是持反對的態度，因為台灣警方容易被權貴干預、被民代壓迫，目前警察受理案件後，只要丟給檢察官就好，若警察擁有微罪結案權，警察其實反而會受到更大的困擾；其次，警方即使擁有微罪結案權，濫告案件只是從原來的地檢署，改移到警察局處理，問題還是存在。
成立毒品法庭 彈性處分吸毒
問：台灣毒品人口一直居高不下，再犯率高，在地檢署案件量亦多，你認為問題出在哪裡？
答：毒品市場分為供給跟需求兩種，我們現在的政策主要是抓賣毒的，但毒品人口若沒有好好戒毒，需求市場都在。
我曾訪談了一百多個毒品人口，他們反問我，檢察官你知道毒品為什麼會這麼氾濫嗎？有一個人跟我講，他因吸毒被送觀察勒戒，進去以後，毒品人口都關在一起，大家都在交換吸毒經驗，及哪裡買毒品的資訊，原本進去前，只認識一個藥頭，出來後變成認識了八個，關出來的隔天，有六個在戒治所認識的「同學」相約一起吸毒，以後買毒的管道更多。
我們現在的毒品政策，一直是以緝毒為思維，我覺得要設毒品法庭，來翻轉毒品政策。實務上，抓到吸毒人口時，檢察官可以做出三種選擇，第一、觀察勒戒，第二、緩起訴戒癮治療，第三、起訴。若緩起訴期間又吸毒，就撤銷緩起訴，改為起訴，這種做法比較僵化，我們可以讓吸毒者到毒品法庭來進行評估，就像是少年法庭模式，我們給他下一個最適當的處分，若情節輕微的，就固定看診，搭配社會勞動，比較嚴重就去勒戒所，短期住個廿五天，醫生再評估，若不行才進監獄，中間有一個彈性的制度可以調整。
問：外界對檢方常有政治力干預案件及濫權起訴的疑慮，檢察系統應如何進行內部改革，來回應國人對司改的期待？
答：檢察系統長期以來有三個問題，第一個是政治干預，外界屢質疑檢察官淪為政治打手；第二個是檢察官怠惰，就是有些案子不辦，不起訴處分非常浮濫；第三個是檢察官濫權起訴。
自選主任檢察官 升遷合理化
政治干預其實是來自於從前黨國的時代，這個問題在一九九九年召開全國司法改革會議後，檢察人事制度有一些改變，但走到今天，又出現另兩個問題，一是法務部長的人事權力太大，另外，檢審委員也有「地區分贓」的情況。
現今法院的做法，是由基層法官來票選審判長，我個人覺得，檢察官升主任時，應該仿效法院的做法，也就是說，各地檢署的檢察官來選自己的主任檢察官。
有些檢察官，十幾年來沒有認真辦案，最後在要升遷的關鍵時刻，辦一件大的，變成辦案英雄，因為法務部長、檢審委員的資訊來源有限，因此這種人很多最後都能「得逞」，獲得升遷。可是如果是地檢署自己選主任，同仁都很清楚，這個檢察官十幾年來都不認真辦案，要升遷的關鍵時刻，突然刻意辦一件大案，你會選這種人嗎？
部長的人事權，應該適度抽掉升主任這一塊，但應仍保有檢察長人事權這一塊，因為，檢察系統不可能完全獨立，否則也可能會淪為檢察巨獸。
不起訴案 人民組檢審會監督
問：案件不起訴了，因為有再議制度，案子在地檢署及高檢署來回，沒效率且令人質疑公信力，你的看法？
答：依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條規定，檢察官的不起訴處分書，等同於無罪判決的實質確定力，導致我們在檢察官不起訴部分，也要設計一個相對應的上訴制度。可是，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檢察官做出的不起訴處分，具有無罪實質確定力。以德國來講，檢察官做的不起訴處分，嚴格而言，叫做停止偵查處分，若有新事實或新證據，隨時可以再偵查。
這十幾年來，法律學者一直呼籲，把刑訴法第二百六十條廢除，我的建議是引進日本的檢察審查會制度，開放人民參與，老百姓對於不起訴案件有異議，就去人民組成的檢察審查會申訴，這個制度有一個最大的好處，就是讓檢察機關的不起訴處分，能夠被人民直接監督，因為現今的再議制度，其實有可能官官相護。
從數據上也顯示，目前我們大量再議案件到高檢署後，駁回率大概也是八十五％上下，發回偵續的，也大概十幾％，發回偵續後起訴的，也是十幾％，大致跟日本一樣。換句話說，這是政策選擇的問題，我們要選擇給高檢署，還是選擇給人民，高檢署終究是一個檢察封閉體系，如果能由人民組成的檢察審查會監督的話，檢察官才會怕。
還有一個更大的好處，假設日前前總統馬英九的叫唆洩密案是不起訴，外界一定罵翻，檢方可能永遠背負「黑箱」、「政治干預」、「吃案」的罵名，可是若有人民檢察審查會，就有外部監督的機制，民眾才會信服偵查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