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刊新聞

【荼蘼九○】 向陽/連詩也無言以對的幻變

2017-03-21

◎向陽

我生命中的1990,是連詩也無言以對的幻變年代。無言以對,是因為進入1990後,整個台灣社會產生了巨大的變動,疾雨狂風,瞬間掩至,讓人無法預料,也無以回應。從當年2月股票市場加權指數一路狂飆,創下新高12682點,隨後又一路狂跌到當年10月的2485點,就可想像那是個何等大起大落的年代,又是一個何等瞬生瞬滅的年代。

政治上更是如此。1990年3月爆發野百合學運,學生群集中正紀念堂廣場要求國會全面改選;次年5月《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廢止,都是一般人難以想像的事。接著國會就全面改選了,這是國會和憲政體制掀天動地的巨變。再來是94年北高兩市市長和台灣省長民選了,96年總統直選了,2000年民進黨陳水扁當選總統,政黨輪替,更是驚天動地的變化。這些變化,短短十年,逐一發生,連政治人物都難以逆料。旋乾轉坤,此之謂也。

對一個寫詩的人來說,在這樣幻變的年代中,我所擅長的,以隱喻、意象為工具的詩,也已經無法回應隨時變動中的台灣。仍在盛年的我的書寫,因為工作、生涯的變化,也在這個年代,被以議論、批判與說理為宗的社論、政論所取代。這樣猝不及防又無可選擇的轉折,在我三十五歲之後的人生路途中,直如忽然岔出的歧路,讓我的文學創作來到此際,一如美國詩人佛洛斯特(Robert Frost,1874-1963)的詩〈未走之路〉所說,「曾有兩條小路在樹林中分手,我選了一條人跡稀少的行走」那般,走進了原來沒有預期的新聞工作和政論之路。

從此,政治與文化評論逐漸取代了詩。在報館的主筆室中,在下班後台北的書房中,一篇篇署名的專欄和不署名的社論,成為我日常的書寫。有時是突發的新聞事件,須在一小時內發文,以便趕上報紙付印;有時是定期的報紙或週刊專欄,必須每週供稿。從1989年起,這樣的新聞評論書寫,非常密集地成了我的工作,一直持續到2007年才告一個段落。

這「段落」,是我最黃金的中壯歲月;這歧路,我一走就是十八年。十八年中,保守估計寫了百萬字以上的時評,多屬未署名社論,後來結集出版了《為台灣祈安》、《守護民主台灣:向陽政治評論集》和《起造文化家園:向陽文化評論集》。影響我最大、也讓我記憶最深刻的,是從1989年截至94年擔任《自立早報》總主筆的階段。

我之所以寫作政治、文化評論,和我在戒嚴年代服務於本土異議報業《自立晚報》有關。

我於1982年進入《自立晚報》工作,當時的《自立》勵精圖治,社長吳豐山希望強化《自立》在媒體界的影響力,力行改革,對於副刊也相當重視,希望找一位能和兩大報有所競爭的詩人主編副刊,因緣際會,我進了《自立》,擔任藝文組主任兼副刊主編,我的新聞媒體生涯也由此開展。

〈自立副刊〉編了五年多,1987年戒嚴解除,適逢報禁也將解除,吳社長說服董事會開辦新報《自立早報》,總編輯由晚報總編輯陳國祥擔任,空缺則指派我接任。從副刊主編到報社總編輯,變化之大,壓力也大。如何從文學人的身分轉為新聞人,學習掌握新聞和社會脈動,學習指揮團隊採訪新聞,決定重大頭條……對我都是重大考驗。在戰戰兢兢的學習下,這讓我從一位單純寫詩、編副刊的文學人,因而必須面對解嚴後台灣的快速變動,承擔媒體競爭壓力,但也因此能對轉變中的台灣有了近身的了解與觀察。

1989年2月,報社派我轉任總主筆,負責筆政並撰寫社論,我的政治評論生涯隨之開始。總編輯階段的訓練,培養了我的政治敏感性,以及對於要聞、政府政策與施政的理解力;報社所聘社外主筆,都是當年台灣重量級的自由主義學者,涵括了政治、憲法與法律、社會學、經濟、財政、中國問題、文化等學術領域,每日拜讀、潤飾,也使我的知識大開,並從中學習到他們在言論受限的環境中仍秉筆直書的勇氣。

身為總主筆,我每週也得撰寫一篇社論,範圍主要是政治、文化、社會或兩岸議題;有時輪值主筆有事或未能執筆,我就得代筆;發生突發事件,須即時回應的社論,也由我撰寫;此外,又兼晚報主筆,每週一篇社評。就這樣,90年代的上半葉,我的書寫就被社論、社評占滿了。詩,在90年代風生水起、變化快速的新聞事件中,已無用武之地;理性評論、政策批判和事件分析,取代了詩的感性和想像;不過,在極短時間內回應突發新聞,並據以評論的論述力,則讓我獲益無窮,這是金錢或薪水無法提供的報酬。

進入90年代,雖然號稱解嚴,媒體和社會依然受到國民黨嚴密控制,《自立晚報》相較於其他報紙,擁有比較多一點的報導勇氣和評論風骨,但由於總是和執政者相左,也常被視為眼中釘。撰寫社論或政治評論,既須面對黨國機器的檢視和壓力,也要面對已然湧動的民意和民主潮流,身為評論者,非有一把篤定和信念的尺不可。所幸,當時的《自立》一貫堅持台灣立場,以自由報業為標竿,敢言敢寫,樹立起了自立社論的公信度。這樣的評論空間,也讓撰論者之一的我得以自主揮灑。

好景不常,1994年3月,報社內部忽然傳出經營危機。新創的《自立早報》雖然戮力經營,卻難敵兩大報的雄厚實力,報份一直未見起色,虧損過大,董事會有意將報館經營權轉讓。得到訊息後,員工惶惶,工會從6月開始抗爭,要求原董事會繼續經營,但最後董事會還是在當年8月完成股權轉移,從而引發了記者節「九○一為新聞自主而走」的抗議遊行,創下台灣新聞史上第一次記者上街的紀錄。

在持續約三個月的抗爭過程中,身為早報總主筆,我一樣得發社論、寫社論,評論國家大事、批評政府施政,但每想到我年輕時就進入,且發願要工作到老的報社,卻將轉讓給具有執政黨背景的財團時,總不免心內淌血。誓言要做台灣質報的媒體,戒嚴年代挺得過國民黨的打壓,持續以繼,不改為台灣說話的勇氣,何以在解嚴之後,漸趨自由民主的時刻,反而無以為繼?乃至必須轉手給具有執政黨背景的財團?何以戒嚴威權,沒有讓《自立》倒下,民主自由漸開之際,《自立》卻已不支?何以為台灣民主奮鬥的報紙,在台灣人民嘗到自由滋味之後,卻不受台灣社會的重視?

這些問號,即使直到今日,我已年過六十,依然茫茫如風似雨,無以解答。一如當年記者節,《自立》員工、媒體記者走上街頭時,落在濟南路的斜風細雨。

抗爭階段,《自立》工會每日發行快報,逐日記錄整個事件的發展細節,當時我逐日收集,訂成一冊,如今重新翻讀,還能依稀看到當年《自立》員工的悲憤、頑強和維護報業內部新聞自由的初心。我還記得,當年8月15日,我與早、晚、週三報總編輯李永得、胡元輝、蘇正平簽署辭職聲明的情景;我還記得,第二天晚報頭版以開天窗的方式,印上「歷史會記住這一天」八個大字,將報紙刊頭由紅轉黑的無奈;我也還記得,記者節前夕在報館由我召集三報總編輯與記者代表,起草並提出「自立報系編輯室公約」的那一刻。

最後我能做的,是在9月1日記者節的《自立早報》發出社論〈為自主之新聞專業組織催生〉,強調新聞內部自由的必要性,支持九○一新聞自主推動小組的成立;外加一篇署名撰寫的評論〈聯手同心為台灣媒體的新聞自主而走〉,呼籲台灣社會關切此一行動,並同心協力投入新聞自主的運動。

撰寫這兩篇評論,是在前一晚主筆室的燈下。我一邊寫,一邊掉淚。想像不到,我離開《自立早報》前寫的社論,對象不是政府,而是即將賣掉的我至愛的報社;談的不是政府的政策,而是可能因為經營轉移而遭到踐踏的新聞自主問題。

終究,《自立》工會的抗爭、報社記者的呼聲,都成了泡沫幻影。

在那個變化快速的年代,一切都可能瞬間改變,既無法預測,也讓人措手不及。曾經為台灣民主奮鬥、為台灣人民發聲的《自立》,都可能一夕之間轉手經營,變化之大,不僅《自立》員工、記者,乃至讀者、社會,大概都難以想像吧。

不過,儘管當時改變至大,於今回看,一切好像也沒有改變過。儘管曾經激起風潮,成為台灣媒體與新聞自由的象徵,並且曾受到讀者期待,自立報系終究還是因為報份有限而無以持續,只能轉手給新的經營者,終至於最後全面退出台灣媒體市場,成為一則傳奇。新聞自主、媒體壟斷的問題,到今日不還是一樣持續著嗎?

事件後,我也和其他同事一樣,告別了《自立》。我進入政大新聞系博士班就讀,我的生涯到此必須全部重新來過。離開呼風喚雨的媒體,在學術界中,從入門的學徒開始,且戰且走,直到九年後才取得學位;離開《自立》後第三年謀得大學專任教職,也從講師爬起,直到三年前才升為教授──王禎和小說〈嫁妝一牛車〉曾引用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名言:「生命裡總也有甚至修伯特都會無聲以對底時候。」我的90年代,在大起大落之間,在瞬幻瞬變的轉折中,則是連我最珍愛的詩也無言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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