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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親子】〈台灣人在世界角落〉從台灣到烏干達 都有難念的經

2017/07/25 06:00

真正改變村莊,需要倚靠村民自己的意願與力量。

文/世界微光 照片提供/楊丹琪

位於烏干達首都郊區的這個小村莊,許多母親與孩子處在絕望邊緣。

「在台灣的時候,服務對象大都是身處高風險環境的未成年孩子,可能是家長吸毒、酗酒、貧窮、長期失業、精神不穩定但未就醫,導致孩子無法滿足身心需求。」

協會建立的紡織工作坊,提供村內的單親媽媽一個穩定收入機會。

今年28歲的楊丹琪,待在烏干達已經半年,原本,她在台灣擔任高風險兒少社工,平均一天要探視一、兩個家庭,有時甚至5、6個。

送孩子上學,是村內每個家庭的希望,也是負擔。

挨罵、吃閉門羹、溝通不順……早已都是探訪時屢見不鮮的狀況。「聽見孩子哭鬧聲,一敲門,全家就安靜。鄰居不熟悉,家長不肯說實情,這是令人最無助的地方。」高風險家庭通常都是被社會通報,社工才能介入;由於不是自願接受社工服務,因此大多不歡迎、不信任社工。「我們需要跟家長建立信任關係,又需要調查家長是否適任,所以工作進行得非常困難。」

當地許多媽媽都喜歡到協會找人聊天。

楊丹琪服務的村莊位於首都郊區,和其他NGO的位置比起來很不方便。

〈當地現況〉從台灣到烏干達 看到更多無力

村內有許多孩子因家境輟學。

但是,一到了烏干達,無力的原因改變了,「至少,台灣有國家的福利制度和補助,醫院也有社工,但在烏干達,一切只能靠運氣。」

在台灣,接觸高風險兒少,在烏干達接觸的孩子,更是活在每分每秒的生存風險之中。

楊丹琪服務的村莊,位於烏干達首都坎帕拉(Kampala)的外圍郊區,在這裡,社工需要訪視近百戶的弱勢家庭,其中近七成都是獨力扶養孩子的單親媽媽,她們大多未滿30歲,缺乏教育、職能訓練和就業機會,卻至少擁有3個孩子。

這個村莊的情形是國家的縮影,根據烏干達統計部(Uganda Bureau of Statistics)近期的調查數據,全國平均每位婦女生育6個孩子,但其中半數已離異或喪偶,四分之一的媽媽從來沒有機會上學,將近三分之一的家庭更由媽媽獨力支撐。全國就業女性中,86%收入不穩定,包含農林漁牧業、自營小店或臨時工作。

一個今年30歲的媽媽,沒有任何學歷,小學四年級時因家境貧窮而輟學,14歲為人母,如今已有5個孩子,丈夫去世後,她只能在小田地耕種、替人煮飯,作物收成好時,一個月收入最多7萬先令(約7百元台幣),扣除老舊的小鐵皮屋房租後,全家6口只剩5百元台幣生活費。在路上,隨處可見3歲小孩光著屁股獨自坐在家門前的黃土上,無人看管,也有10歲的孩子每天替鄰居提水、洗碗,只為了15元台幣的日薪。

〈民間單位出力〉法令不當情形 卻是生活常態

對於這類情形,烏干達不是沒有應對措施,負責單位通常是進修過兒少保護、社工或諮商專業的警政人員。如果發現左鄰右舍的孩子缺乏食物、安全、教育和醫療機會,甚至遭到嚴重體罰和遺棄,都可以撥打求助專線或到警局報案,經過驗證篩選,會由兒童和家庭保護官介入調查,再視案情提供協助。

然而,法令規定中的「不當情形」,在一般人民眼中,卻大多是「生活常態」──這個媽媽生病、那個小孩失學、家庭破碎,全都不是新鮮事。因此,在台灣,這類家庭可能早已被通報至高風險名單,但在烏干達,民眾不一定能認知事情的嚴重性。

楊丹琪說:「這些家長通常不是故意落入這般境地,而是因他們家境貧窮、缺乏教育或一技之長,因此無法好好照顧孩子;即使在台灣,看似管教不當、不願改變的家長,可能也是因其經歷了傷痕累累的成長過程。這些家長需要的不是標籤,而是關心與協助。」

政府使不上力,這些救助工作便都落到民間單位頭上,楊丹琪所服務的協會設置在村莊內,除了扶貧助學、提供健檢諮詢,也建立紡織工作坊,讓單親媽媽擁有就業機會,學習自立自強。

〈設身處地〉活在運氣 不如活在機會裡

大學時,楊丹琪原本主修國際企業,後因參加服務型社團,開始對助人工作產生興趣。為了雙主修社工系,她延畢兩年,雖然知道台灣社工環境辛苦,仍為了看見台灣高風險家庭的實際需要,考上社工師,到第一線探訪家庭、田野調查。雖然工作相當在地化,但她同時也關注各類國際議題,例如童工、童婚、性販賣、人口販賣和難民議題……「我發現,同樣是兒少,面對同樣的問題,出生在不同國家,竟會得到如此懸殊的資源與關注。」

楊丹琪說:「當我從社工系畢業,才發現不是念完社工系就知道怎麼當社工。雖然我在書上學習如何接觸吸毒家庭,但直到真的碰到吸毒的家長,不停被排斥、被拒絕,才知道該怎麼面對。因此,當我在書報雜誌上看到烏干達的兒少問題,也不想只是從片面資訊去認識這個國家,而是直接來這裡,請教當地社工問題、學習在不同國家當社工,也對自己在兩地接觸到的情形能有更多反思。」

她看見,台灣是「相對貧窮」,無法補習的孩子,比有能力補習的孩子缺少機會;烏干達是「絕對貧窮」,一天下來,能賺100元台幣已是好命。台灣的高風險家庭,通常需要一段時間才能準備好接受外力協助,讓她從中學到耐心等待、尊重案主,對於不同價值觀和行為模式的接納;而烏干達的家庭,大多早已身處我們定義的「高風險」環境裡,他們渴望改變,卻找不到機會,但是,只要旁人輕輕推一把,就可以讓一群活在運氣裡的人,變成擁有機會的人。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兩個國家,兩樣困境,沒有孰優孰劣,也沒有比較的必要,卻讓楊丹琪看見,改變的契機,都從願意設身處地的理解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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