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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專欄】知識分子的缺席

2018-09-12

◎王丹

在現在的公共論述中,「知識分子」似乎已經成為了一個古早的名詞,一個舊體制的象徵,甚至一個落伍的概念。但是正如類似平等與效率之間的平衡等理念是人類社會永恆的糾結一樣,「知識分子」在歷史演進過程中應當扮演的角色,到今天也仍然是我們必須思考的問題,而圍繞「知識分子」的討論愈來愈在公共議題中缺席,本身就是社會發展遇到的一個問題,或者挑戰。

知識分子的缺席,表現在做為一個集體的批判的聲音的逐漸削弱。這裡首先是「批判精神」。要知道,「知識分子」做為現代意義的詞,概念最早出現在社會發展的進程中,就是以批判的姿態出現的,那就是著名的屈里弗斯事件。在一批知識分子集體表達正義之後,由法國政治家,激進派領袖,第三共和總理喬治.克里蒙梭於1898年1月14日在《文學.藝術.社會晨報》上發表〈知識分子宣言〉,這等於是「知識分子」第一次登上歷史舞台。這次亮相,不僅是以批判的姿態,也是以集體的姿態,因為集體的聲音遠遠大於某個單一知識分子的發聲——不管他多麼有名。批判,集體性,就這樣從「知識分子」與社會的關係的起始階段,成了「知識分子」介入社會的基本標準。

看看今日的亞洲社會,不要說是中國那樣的極權專制國家,就是在一些已經民主化了的國家,知識分子的批判性和集體性還在嗎?以台灣為例,在整個社會風起雲湧地掀起各種社會運動的時候,知識分子完全沒有缺席,以「澄社」為代表的反體制派知識分子,以結社的方式集體站出來向社會發聲,強力批判黨國結構的核心問題,不僅成為社會轉型的主要推動力量,也在理論和人才兩方面為民主化的發展起到了奠定基礎的作用。而今天,當年具批判性的知識分子很多進入廟堂政治領域,通過選舉爭取政權,這本來無可厚非,但是在野的獨立的知識分子的聲音呢?似乎愈來愈少聽到了。而民間集體性的知識分子集結,除了在特殊的、極為危急的歷史時刻(例如太陽花事件)之外,平時也很少看到了。這難道不值得全社會反省嗎?

在討論俄國知識分子的時候,以色列學者康菲諾曾經列舉了五項特徵:一,關懷社會;二,把公共事務視同個人責任;三,傾向於把政治,社會問題視為道德問題;四,義務感;五,深信事務的不合理,以及加以改造的必要性。換句話說,具備這五個特徵,才是理想的知識分子應當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今天的大學老師,新聞記者,學者,藝術家等等,對比一下這五個特徵,就可以很明顯地看到「知識分子」的缺席現象的嚴重性。

1999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鈞特.葛拉斯有一個演講,題目是〈學習反抗,進行反抗,敦促反抗〉,演講中他指出,除了健全議會制度以外,仍然需要良心的呼籲和真理的抗爭,這就是知識分子的作用。另一方面,毛澤東在中共建政以後就曾經說過,魯迅要是活著,應當是關在監獄中,對於知識,觀念型態的東西,毛澤東從來都不抱信任的態度,對其工具性一直保持警惕。這其實也從反面說明了知識分子對於維護民主,反對專制的常規性的意義和作用。所以他才會發動一場又一場的運動,去鎮壓知識分子。

在極權社會,知識分子的集體缺席,會推遲民主化的進程;在民主社會,知識分子的集體缺席,會使得社會在不知不覺中縱容專制的逐漸復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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