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榮空服員罷工落幕。這場三年來第三次航空事業罷工，人數之眾、時間之長、衝擊之大，都創紀錄。整體來說，這次罷工高舉「反威權、爭尊嚴」旗號，結果卻是一場損人不利己、幾無贏家的罷工。
罷工是勞工爭取權益的手段，這是已被台灣社會接受的觀念。不過，航空屬公共服務的特許事業，牽涉廣大消費者，罷工應是「忍無可忍」的最後手段，不宜輕率啟動。從結果來看，據初步估算，這次罷工為空服員爭得一年三至五萬元飛勤獎金，卻可能失去十二萬元年終獎金；得不償失，十七天抗爭並未給勞工帶來實質利益。資方的損失更為明顯，營運、收益、商譽都受損，對乘客、旅遊業者的賠償正在進行，而罷工導致的員工對立分化、甚或霸凌的內憂外患是現在進行式。顯然，以簡單算術計，罷工結果對勞資雙方都不利。
廣大的公共利益，在這次罷工也明顯受害。據估計，罷工影響旅客二十八萬人次，班機取消、改班讓旅遊業者首當其衝，旅遊糾紛不僅涉及金錢和時間，連帶影響觀光消費。尤其這次罷工正值暑期旺季，工會以突襲式罷工試圖嚴厲打擊資方，大幅增添了社會成本。此外，長榮是股票上市公司，罷工導致股價下挫，股東投資人權益受創，連新制勞工退休基金也因此縮水。如果罷工有助公共利益，社會付出成本或勉強可稱「必要之惡」，這次罷工的得失顯非如此。
如今罷工落幕，不論從勞資關係和公共政策角度看，都不能讓事件船過水無痕，只有深切檢討調整，才能減少這種損人不利己的罷工重演，避免經濟社會再度無端受害。
躁進的工會最應檢討。工會以勞工集體之力，為勞工爭取權益，師出有名；但如今不僅長榮空服員得不償失，拖累經濟社會，工會幹部面臨法律追訴，嚴重挫折工會形象及勞權運動。工會運作如策略、手法過於激進不務實，不但吃緊弄破碗，不能為勞工實質爭取到權益，難獲社會公眾支持，工會本身也不免越做越小；這是許多國家工會運動者的通病，這次長榮罷工的工會表現也沒例外。
我們的法律容許企業工會以外的職業工會、產業工會，參與發動罷工，助長了工會的冒進。有如國人所見，三次航空業罷工，都由外部工會主導參與；其結果，不僅二月間造成「長榮機師主導華航罷工」，這次也出現「外部工會煽動非長榮員工罷工投票」、「外人投票贊成罷工」的怪象。正因如此，罷工以搞工運、社運為主要考量，勞工權益淪為次要；空服員甚至被指為工運的棋子，其來有自。
民進黨政府的態度和作為，助長而非消弭航空業的勞資對立。華航三年前、今年初分別發生空服員及機師罷工事件，行政部門都以其在華航的相對多數官股強勢，迫使華航專業經營管理團隊退讓，甚至撤換人事，助長了外部工會的氣焰。
長榮是民營上市公司，照說勞資談判既已破裂而進入罷工階段，政府的角色是仲裁與協調，不宜介入，尤不可偏頗。但這次罷工顯示，民進黨政府既無以擺脫「進步」的意識形態，主要是勞動部的部會本位主義作祟，加上不願得罪工會的政治考量，仍在事件中向工會傾斜，向資方施壓；若非工會過於躁進、運作失當、扣留「三寶」、社會觀感不佳，罷工或難善了。
如今罷工落幕，訂定航空業罷工預告期，以降低罷工的經濟社會負面效應，無疑是各方最大的期盼；交通部如此呼籲，勞動部卻仍以「不宜躁進」保留。這其實是勞動部的最大問題，它一直把自己定位為「勞工部」，狹隘地自以為是為勞工服務，而未能衡平地從勞資雙方著眼，恰如其分做好「勞動部」職責。在配合週休二日的「一例一休」修法中，國人看到勞動部及民進黨政府陷於「進步」的迷思而導致經濟社會亂象；在近年連續的罷工，這一迷思不除，亂象難解。
持平而論，有這種「進步」迷思的不只民進黨人。本週進行民調的中國國民黨總統提名初選，有人主張「六歲以下孩子國家養」，也有人倡議「六十五歲以後長照國民年金付一半」，引發「社會主義」和「零到一百歲都給國家養」的冷嘲熱諷。然而，這些主張雖「進步」，絕不適合現今台灣；航空業罷工亂象，應讓國人更深切看到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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