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文頻道粉絲團
您即將進入之新聞內容 需滿18歲 方可瀏覽。
離開
進入【自由副刊】夏烈／人生的郵票，郵票的人生 － 下
圖◎徐世賢
◎夏烈 圖◎徐世賢
我的外祖父日據時代在台灣念的是「國語學校」，國語就是日語，他也在日本住過幾年，所以我母親出生在大阪。後來外祖父回台灣後又在1923年遷往中國大陸，在北京郵局擔任日本課課長。北京郵局有日本課，可能因為中日之間來往密切之故。他的弟弟也因他進入北京郵局工作，後因從事暴力抗日活動，床下搜出土製炸彈，被日人在東北逮捕，死在日人控制下的大連監獄。這是我在郵局工作的兩個親人。外祖父於1931年去世，六年以後，日本發動盧溝橋事變，中日開戰。
我們和大陸隔絕了許多年，大陸開放不久，堂哥被他在北京任教的大學派來美國開學術會議。小時他曾住過我家，很喜歡我這個小弟弟，我只記得他那時念上海交通大學的機械工程系，但現在他是歐美文學的名教授，大陸那些年天翻地覆的變化，不是我們能理解的。他臨走時慎重送我一本郵票冊，多是解放後早期及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郵票，扉頁有他題字：「焯弟永存：建國四十年歡樂與辛酸俱在其中矣。」看著那些郵票，想到他們的遭遇，他們深重的歡樂與辛酸，能由這兩行字及冊中彩色繽紛的方寸薄紙表達嗎？
我已老去，但是還記得第一次看到中共郵票的情景。那應該是念國語實小二年級，我和父親及他《國語日報》同事站在泉州街小雜貨店門口，對街有個被稱為小周的年輕同事向我們這邊招手，等一輛車子駛過後，頭髮散亂的小周小跑步過街，興奮地說要給我們看那邊的郵票。他掏出一封信，可能是香港轉過來的私信。大家湊上去端詳上面貼的郵票，好奇地討論郵票紙張及印刷質地，還有簡單的圖案設計。我還記得是個毛澤東的頭像，他戴著解放軍的布料軍便帽，很劣質，很鄉土，他們就是靠這個打贏國軍的美式裝備。
《國語日報》後來出過不小的匪諜案，由編輯于非主導，他的妻子蕭明華、編輯嚴明森，校對馬學樅均被槍斃。這幾位我都見過，還記得嚴叔叔戴金絲邊眼鏡，好像英文不錯，有些洋氣，有時來我家作客，送過我幾張那時稀有的歐美郵票，還向我解釋郵票上的圖案內容，其實那時我尚未開始集郵。後來他在執決前用紅筆寫訣別書給他亦陷獄中的妻子戴阿姨，紅筆信是絕交或永別之意。那信交由我母親轉交，我母親一邊看信，一邊流淚。戴阿姨出獄後來過我家一次，已再嫁一洋人，將去美國，我猜是找到一張護身符。那個白色時代，涉案人不少，輕則約談，重則喪命。
我在中學開始集郵，那時是一種風氣，也因經濟尚未發達，中學生能玩的東西不多。我們常在下課十分鐘拿出郵票冊交換瀏覽。有一次我在校牆外小攤子上買到一些中共的郵票，拿到學校給好奇的同學看。郵票冊中還夾著一張中共宣傳用郵票的照片，那是政府發給各報社主管做參考，我在父親的辦公桌上看到取走的。
這張照片及中共郵票變成我人生中的一部分。
有位同學坐在前排，觀看我的郵票冊，級任導師蔡老師不經意看到這些禁品，詢問我後即刻沒收。我也沒在意，以為因是違禁品，應該被沒收就算了。
但是幾個月後情治單位來報社查詢此事，再過一陣子我和父親被情治單位約談。
約談者態度不好，教訓口吻，但是我和我父親與中共方面並無任何接觸，這個他們的調查應該很清楚。是分別單獨問話，還按了手印。問我時父親坐在外邊走廊長凳上，有一人經過，知道我父親是寫「玻璃墊上」專欄的筆名何凡者。與他聊天時說：「這種事上面交下來，我們不能不辦。」他的專欄的確常批評政府措施，但少談實體政治，因為他對政治根本沒什麼興趣，做了《國語日報》社長及發行人整整廿年：「既非黨員，又非教徒。」而且基本上他的專欄社會主義色彩濃厚，主要為中下級大眾發言，所以許多情治人員也喜歡他的言論，每天報紙一來就先看「玻璃墊上」。
蔡老師那時約三、四十歲，福州口音，教公民，每週一堂，竟是早稻田大學畢業，在那個年代大學教授都少有外國學歷。他黑板上寫一手好字，但人有些奇怪，似乎永遠不進入狀況，上課照教科書念，念完下課。他也是情治單位派駐建中教職員之一，忠黨愛國至甚，每講到「總統」，立刻嚴肅立正，我們也趁機頓腳、搖課桌搞笑，全班大亂，他也不在乎。他的外號叫菜頭，來源不明，可能用台語好念之故。有一次他對我們說：「各位同學快要升到畢業班了，我要送各位一個小小（福州口音念成ㄒㄧㄡˇ）的禮物。」送什麼禮物？就是送我們班三個字，比如我們班很吵鬧，就送一個「靜」字，然後由四維八德中再挑兩個字，比如禮、孝。教太多班公民，每班送三個字，下週上課他忘了，又說同樣的話，送了我們三個字。他一說完，我馬上舉手，他問：「你有什麼事？」我說：「老師上禮拜送我們三個字，這禮拜又送我們三個字，這禮拜的三個字和上禮拜的不一樣。」全班大樂，熱烈歡呼鼓掌。他站在講台上不動，等大家歡笑聲停了，正式地說：「老師一共送你們六個字！」
蔡老師的女兒白皙文靜，略高而瘦，和我妹妹小學同班，有時到我家來，也是安靜而羞澀。後來考上私立大學，卻告訴我妹妹她家裡環境不好，孩子多，可能沒錢去念私立。
我不知道蔡老師對我們父子被約談之事做何感想。值得對一個孩子如此做嗎？有沒有想到後果？那種白色時期，黃色或黑色還可以，紅色萬萬不能碰。他為什麼不與我或家長溝通解決？為什麼他要上繳？他的心裡如何反應？
但是有一件事在數年後發生。我妹妹考高中北一女差了幾分，蔡老師與招生考試有某種關係，主動為她查詢空額及運作，所以她被補入北一女。因為平時無來往，此舉代表了什麼？蔡老師為何主動相助？
我到南部成大工學院就讀。回台北時父親說管區警員有來查問數次去了哪裡？在成大我並無政治活動，但有發表一些言論。因興趣關係，大二想轉政大新聞系，父親勸我不要轉，念完工程去美國念研究所，然後不要再回來了。
這件被約談及被注意的事，在建中及大學時都悶在心裡，不能告訴同學，因為他們一定會有顧忌，大家對思想行為有偏差的人敬而遠之。我見過這種人被大家客氣地避開。我是橄欖球校隊主將，又是外向好交朋友的人，還在追女同學，這道陰影就跟了年輕的我多年不散。
畢業後服完預備軍官役，開始辦理赴美念研究所，一切順利。但是出境證下不來，去愛國西路警備總部的出入境櫃台跑了幾次，最後櫃台後兩個北方口音的漢子之一說：「你來好幾次了，到現在還下不來，那就是有問題。至於什麼問題，就不是我們知道的了。」
我心裡有數，回家後告訴母親要去找朱叔叔談。她無奈地說好吧。我騎腳踏車冒著毛毛細雨去較遠的眷區，心中慌亂，未來不測。事隔多年，那一幕如今仍歷歷在目。朱先生，鄂人，是警備總部政治部上校副主任，因公餘研究中國諺語常投稿而與父母認識，我家的「純文學出版社」還為朱先生出過諺語方面的專書。
我到時他在睡午覺，起床後我們坐在簡樸的客廳，一張靠牆木茶几兩邊各一隻籐椅，所以不是面對面，而是同樣面向紗窗門。朱先生是溫文爾雅的軍人，個子不高，面色潤白，聲音算是溫和。我告訴他郵票的事，這些年紀錄一直跟著我，現在出境證下不來。他默默地聽，臉上沒有什麼表情。我年輕時脾氣急躁，這時卻平靜地向他敘述。他聽完後，只簡單地說兩天以後再去向某人詢問。
我在兩天後依囑到櫃檯要求見某人。他是個理平頭、壯碩、五十多歲個子不高的漢子，並未穿軍裝或中山裝，而是穿了一套灰藍的西裝。睜大眼問我何事，我告以名字及朱副主任要我來看看出境證之事，他停頓一下，回答：「早就下來了！早就下來了！」我當然不能說來過好幾次都沒下來，趕緊拿了證鞠躬道謝而出。
在那個叛逆及判斷力不足的年輕年齡，為這小小郵票及照片竟有資料一路跟著，心中不平及憤恨可想而知。出國以後立即進入非右翼學生活動，也就是與當時政府對抗的活動，大有破釜沉舟的心態。如此，出國十年未回國。這種事，發生在不少年輕留學生身上。
以後返國是被交通部邀請解決工程上的問題及參加國建會，黃金年代已在美國度過，心情也不一樣。至於返國在大學教書是五十多歲以後的事了。
2000年建中在市政府舉行慶祝千禧年宴會，遇到八十多歲退休的蔡老師與會。我報上名字後，他興奮地由公事包中，拿出他在情治單位內部雜誌上寫的文章影印送我，看了好氣又好笑――他還記不記得上繳中共郵票的事？我甚至懷疑，像他這樣不清楚的人，怎麼能做情治特工？如今蔡老師久埋黃泉之下，他在建中教了一輩子書，他在牆那邊的回憶是什麼？
朱介凡先生活了一百歲，晚年並不順利，我歸國教書後打電話給他，要登門向他致謝，他聽不見，他唯一的孩子也有聽覺問題。我只好寫信述及此往事，深致感激之意。他回信追憶與我父母的來往，送我一本他的著作，郵票的事沒提，可能早忘了。對他來說只是舉手之勞，對我來說意義深長。我在小學及初中作文課寫「我的志願」時，都想要做個政治家。因為此事的陰影，大學聯考前決定改念工程――就因為是那種時代。之後，如果沒有朱先生的緩頰，出不了國，早晚會進入政界，取得某個位子。如果沒有郵票的案子，我更會打定學成立即歸國的計畫。早早歸國，也會進入政界，服務社會。
郵票方寸大小，卻擾亂了乾坤――這就是人的命運。對我來說，集郵的歷史不長，郵票給了我一個真實與虛幻融合的世界。究竟一封信，一張郵票能承載多少人生？許多事是沒有選擇的選擇，錯過未必是終生遺憾。現實中有許多無奈與巧合，那不需要任何邏輯或道理去支持。至今，我還有幾本郵票冊，甚至多年不再去翻閱，為什麼還留著？而這篇有關郵票的文章，似乎寫了很多，卻又似乎沒寫什麼。
我人生的郵票寄錯了地址，我想；或者，貼錯了另一張人生的郵票。●
網友回應